通讯周报
经济与管理学部《视野》第85期：中国学者点评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编者按
201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学院在公布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时说：“他们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大大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范围。”很多学者就两位获奖人的贡献作出了点评。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重视学科建设，追踪热点研究方向和学术前沿，依据研究和学术创新，分析解决经济改革与政策制定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学科理论发展和体系建设。近年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领域的影响力日渐提升。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 Nordhaus和Paul M. Romer，中国学者对他们的研究持赞同与批评的不同意见。
他加深了我们对“科学是生产力”的认知
陈志武（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前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我对Nordhaus的研究比较熟悉一些。他是我在耶鲁大学时期的经济学同事之一，不管夏天还是大雪的冬天，经常看着他背着书包，安安静静、若有所思地从我们办公楼前走过。他是一个高度专注学术、充满好奇、全力以赴追求自己兴趣的学者。他对技术变迁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既深又广。比如，他在2014年发表一篇研究，总结自1850年以来计算机器的计算能力发生了多大变迁，特别是从他的“历史大数据”中看到，从1980年个人电脑出现之初到2008年，计算机的计算速度翻了一百万倍！计算成本也是呈天文数字下降！他据此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存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人均收入和福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他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科学是生产力”的认知，引领各国发展科技、改善生活、丰富人生。
巴曙松：
第50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由来自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分享，以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经济学界不少研究人员的第一反应是：他们两人是怎么碰到一起来获奖的？
在近几届关于谁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各种猜测中，这两位学者是经常出现的热门人物。围绕他们是否获奖，还出过几次乌龙。威廉·诺德豪斯是否会获奖一度成为赌博的标的，而因为传言罗默获奖的次数已经太多，以至于在这个敏感的早上，他连续拒接了来自瑞典的两个电话。
把他们摆到一起的主题，应当就是增长。当前的贸易摩擦，其背后的原因之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对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创新能力的争夺。这两位学者因为从创新、气候变化角度改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也可以说有其合理性。
1、威廉·诺德豪斯：推动绿色的可持续增长
学习经济学的学生，通常会读过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教材，他现任耶鲁大学惠特尼·格里斯伍尔德经济学教授和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诺德豪斯是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此次获奖也直接是因为他一直跟踪研究的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
他和托宾共同提出的“净经济福利指标”，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绿色GDP”的理论基础。他极力主张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包括整合的经济和科学模型的构建（DICE 和RICE模型），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2、保罗·罗默：促进来自创新的内生增长
罗默2016年9月接替考希克·巴苏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罗默最重要的工作一直是在经济增长领域。对一名经济研究者来说，罗默有两篇文章的引用率接近3万，可见其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罗默在1986年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做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他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危机之后思发展
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花落诺德豪斯和罗默，以表彰两位学术巨擘的杰出贡献。我们认为，在全球走出危机十年之际，本次诺奖不仅颁给两位学者的过往贡献，亦颁给全球经济修复伤痛、走向复苏的未来希望。
危机十年之后，全球经济虽重归复苏轨道，但是可持续的发展依然面临长期挑战。外部来看，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正在对全球经济施加日益收紧的外部约束。内部来看，正如IMF的最新研究显示，十年危机阴影之下，全球生育率明显下滑，广泛的劳动力短缺正在迫使全球发展方式加速转型。面对这些挑战，诺德豪斯教授以其广泛的、跨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围绕气候变暖问题，其构建了完备的分析体系，融合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对能源有效利用、气候政策选择等关键领域提出了政策建议。围绕发展转型问题，诺德豪斯教授的研究较早地延伸至“新经济”领域，并对新兴市场的经济改革和管理做出了前瞻性分析。有鉴于此，以本次诺奖为契机，认真审视和思考上述领域的前沿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全球经济走出危机阴影，走向以“绿色经济”和“新经济”为基础的新一轮繁荣。
放眼长远，全球协同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稳定的增长。在经济增长领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依靠，在金融危机十年之后的今天，寻找发展的长期动力、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无疑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关切。如何确立经济内生增长的路径，罗默早在三十年前即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将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内化于其中的新增长模型。以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打破了传统理论的桎梏，率先指出知识具有正向外部性，并能够加深社会分工，从而推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是经济增长的不竭之源。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一论断对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根据IMF的研究，2004-2014年期间，科技的跨境流入每年对新兴市场的劳动生产率带来约0.7个百分点的增长，占增长总量的40%。并且，近年来，中国、韩国等后发国家已在诸多领域跻身世界前列，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源泉。但是，2018年4月以来，美国以知识产权为借口的贸易摩擦，削弱了科技跨境流动，正在侵蚀全球和美国自身的长期增长潜力。有鉴于此，尊重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证分析，及时跳出“零和博弈”的政策困局，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的技术合作，才是实现全球长周期复苏的有效途径。
面向未来，实干和探索终将开辟新途。危机十年之后，机遇与挑战并存。两位学术巨擘的研究经历，亦向我们展现了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2018年诺贝尔奖尘埃落定，陪跑多年的罗默终获青睐，远见卓识的诺德豪斯脱颖而出。其中，罗默不只是坐而论道的理论家，也是亲历亲为的实干派。他把对互联网的热情转化为经商创业的成功经历，也不乏在世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期间直面真实世界的大胆发声。作为涉猎广泛的经济名家，诺德豪斯是“曾为冷门，现成显学”的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人。在人类生存环境挑战日益严峻，而国际合作和气候治理也面临重重困难的今天，诺德豪斯同样在三十年多年前开始的求索是勇气与视野的最好诠释。从方法论的角度，两位学者又都是科学认识世界，从现实出发而不拘泥于技术的典范。对于中国而言，在投资回报率明显衰减、供给侧改革发轫接力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转换决定了改革再出发的基调，相信两位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将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带来有益的启发。
诺贝尔奖委员会错了
董洁林（清华兼职教授 ）：
刚刚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是Paul Romer教授。他有关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科技创新成就数量与人口成正比”，他进一步假设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和人口之积成正比，于是经济增长与人口的平方成正比。
诺贝尔奖给人巨大的荣誉，但并不能保证获奖者是正确的，特别是经济学奖。
2015年我和学生们写过一篇题目为“How does technology and population progress relat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last 10,000 years”的论文，用一万年的数据证明Romer教授的经济增长理论在长历史中是不对的。其实，这种理论无论是放在人类长历史来看、还是从世界各地的人口分布和创新成就来看，都显然有问题。我们只是试图用较严谨的方式来证伪一个显然错误的理论而已。
在Romer教授获奖的今天，我仍然要说，他错了，诺贝尔奖委员会也错了。
（学部办公室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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