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周报
经济与管理学部《视野》第78期：商学从“象牙塔研究”转向“负责任研究”
编者按
“我们到底对企业成功的因素了解了多少？到底我们现在在全球的大视野中，有没有懂得我们中国企业的模式是什么样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美国管理学会前任会长徐淑英（Anne Tsui）教授6月30日在一次论坛上这样问大家。她认为，大学商学院有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做严格的研究，发展与商业和组织有关的知识。第二个使命是用高质量研究获得的知识来培养现在与未来的管理者，改进商业实践，促进社会进步。她提出商学院的研究应该从“象牙塔研究”向“负责任研究”转变，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
经济与管理学部一直致力于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不断推进课程设计研究，加强跨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领域不断前行，努力探索培养好学生、做好研究、向世界提供北大思想和北大方案。
商学从“象牙塔研究”转向“负责任研究”[1]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于中国企业是经历了一个特殊发展的路程，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发展成就，我们学者们努力地在研究中国企业，讲中国企业成功的故事。40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国外A级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美国管理学会前任会长徐淑英（Anne Tsui）教授6月30日在一次论坛上的发言这样问大家，我们到底对企业成功的因素了解了多少？到底我们现在在全球的大视野中，有没有懂得我们中国企业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引人思考，以下为徐淑英发言的核心内容整理。主要讲明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探讨一下商学院研究在全球的状态；第二跟大家介绍一下负责任的管理研究的理念是什么，是怎么开始的，现在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目标；第三跟大家探讨一下中国管理知识发展的愿景。
商学院的研究现状：实践连带性越来越退步
每个商学院都有它的使命，大学商学院的使命我认为主要有下面两点，我相信人大和中国大部分大学的商学院都有这两个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做严格的研究，发展与商业和组织有关的知识。怎么来定义科学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探讨，主要是关注实证研究，用严谨的方法去发展企业，还原知识。商学院研究是教育的基础，提供了教学的材料，研究可以探讨实际的管理模式，也可以提出新的模式给企业去实验。
大学商学院的第二个使命是用高质量研究获得的知识来培养现在与未来的管理者，改进商业实践，促进社会进步。我们要把这些知识传达给学生，传达给企业家，提高他们管理企业的水准，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
到底商学院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商学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19世纪末开始的，这一百年之内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开始，前50年，商学院的研究主要是案例和实验室研究，是在工厂做的研究，不是大学做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工厂具体去做的。那时候商学院并不被其他的大学学科认可，认为商学院是一个培训机构，这时候研究和实践有很强的连带性，我们研究的就是企业，我们去探讨的就是在企业里面做的研究，研究的结果出来跟企业直接有关系的。第一个阶段的研究科学的严谨性比较弱，实践连带性比较强。
第二个阶段从1959年开始，标志是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当年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提出来大学里面的商学院本身应该是一个学科，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做研究。从那时起商学院就开始引进了很多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就变成商学院开始真正做科学性的研究，开始做实证研究。研究者们从实证数据里面提出来很多有用的理论，研究方法表现为科学严谨性的进步，与实践连带性的稳定。今天我们大部分教科书里的内容都是在这个时期积累的，包括我们熟知的一些理论和对企业的理解，这30年是管理研究的黄金时代。
1990年开始，商学院的研究又有转变了，变得越来越严谨了，退回到象牙塔里面去了，开始做很宏大的理论研究，慢慢离实践越来越远了。这样之后产生的结果就是它的严谨到了这个程度，它注重理论创新，注重方法严谨，在严谨的过程中，注重统计，注重新锐，却不注重重复的研究，结果就是很多研究在这个时期没有进行过重复研究，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个研究，不知道这个研究有没有重复，不知道重复研究之后结论又是怎样的。所以，研究的科学严谨性其实是退步了，因为是象牙塔研究，不跟企业打交道，不去采访企业，实践连带性越来越退步了。
西方大部分谈的是美国的趋势，欧洲也有一点这样的趋势。从1980年代开始，商学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在中国快速发展，中国的商学院从80年代开始，到今天我们有两三百所商学院，中国学者努力地学习西方的研究，参加到象牙塔的研究中。
根据对历史的回顾，今天我们全球商学院的研究生态有这么几个特征，或称之为一种根深蒂固和互相交互的规则：
学者们的薪酬、职称聘用方面都是取决于他们的学术发表，而到底他们有没有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者造福企业的知识，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
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也取决于学术发表数量，取决于在一系列的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而到底这个学院对研究的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出了什么贡献，这个也是其次的；
期刊看重研究文章的理论性和新颖性，而非可重复的研究发现和有意义的问题。描写性的现象大家都不去做了，因为这个比较难发表，重复性的研究期刊也不要了，最后的结果是所研究的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少。
有两个核心议题，我要提出来请大家思考。第一个就是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方法是否严谨，很多研究看起来严谨，但其实它的可靠性是有问题的。所有发表文章的最顶尖的期刊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研究结果是无法出书的，因为是一次性研究的结果，你要用它的的话，不能保证它的应用产生效果，这样的研究结果缺乏可靠性和可复制性。研究方法里有许多操作的问题，如果学者只把最显著的结果写出来，在统计里面也有做特殊的处理，这样的话，就威胁到我们研究的诚信了。
第二个核心的问题，是研究结果的实用性的问题。对研究题目刚才我已经说了，跟商业各方面实际情况脱离得很远。对研究文章的贡献的考量，评价机构、发表机构都是在看它们对文献有没有贡献，而不是对企业有没有贡献、对社会有没有产生影响，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这些是全球商学院的研究现在的状况。我们今天回顾中国企业40年的发展，中国商学院的现状是怎么样，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商学院的研究现状吗？我问过几个中国的朋友这些问题，我的中国同事们是这样说的：首先我们学者的目标就是发表A类期刊文章，其次我们做什么研究无所谓，发表最重要。评职称主要是数豆子，金豆子就是A刊。我们研究西方热门问题，这样西方才会喜欢，而非更关注创造本土企业需要的知识。
硕士、博士生需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他们称导师为“老板”，我认为他们也许并没有学到科学的理念和科学的精神。最后一点，评上教授以后，研究的动力就慢慢开始减退了。这些规则与现状，应该不是所有商学院都是这样，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但一般大家都会说上述那些话，这表示这种情况蛮普遍的。那么，这样的后果会是怎么呢，这样的研究现状为商学院的两个使命做了多大的贡献？这些方面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思考。
刚才我说这个问题是国际性的，国际上对这些问题也有很多学者非常关切，我是其中一位。在三年前我们就有一批学者，来自全球的28位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对现在这个状况很不满意，我们集合了我们的力量开始来探讨解决的方法。
我们观察到现在商学院的研究其实是停留在20世纪的问题上，教科书里面的内容已经相当落后了，需要现代化，需要研究21世纪的问题和创造21世纪需要的知识。我们挑战商学院的学者在研究上的责任，这28位学者中有24位是学术领袖，其中4位是认证机构的领导，也是我们一开始的共同的团队，这里面有3位中国商学院的院长，也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他们来自人大、北大和复旦，我们的毛院长也是支持这个项目的人员之一。
我们提倡一个转变——从象牙塔研究转变到负责任的研究，我们写了一个立场宣言，题目就是我们对商业和管理负责任的研究的一个愿景：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这是宣言文章的标题。什么叫负责任的研究呢？就是指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是生产可信且可靠知识的科学工作，这些知识能直接或间接用于解决商业组织和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商业或组织可以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
21世纪有很多挑战，大家心里肯定会想到很多，21世纪的大挑战包括诸如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有些行业可以代替人工70%的工作，又如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全球化与新兴经济，全球化有很多机会，但也是一个挑战，怎么样把新兴经济的企业发展、商业发展做得更完整、更健康？
还有一些问题和挑战是20世纪的发展留下来的遗产，工业发展积累下来今天环境污染与全球变暖的问题，以及发达国家里有钱人的权力很大，有钱人变得越来越有钱，穷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虽然比过去好一点，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跟富人相比差距太大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从多年前每个人一样的月薪，到今天国民收入的平均差距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国家之一了，这些都是20世纪留下来的遗产。恐怖主义也是跟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平等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些挑战对我们来说，在企业管理、经济管理上面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去应对，不能坐视不管，让它们演变成危机。我们有责任把当今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变成一个机会，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说的责任有两方面：第一就是对科学的责任研究发现应当可靠且可重复，这些可靠和可重复的知识把它累积下来，会增强预测的准确性，应用方可以放心使用这些知识；其次是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做研究不是自娱自乐，对社会要有责任感，研究资源应到投入到重要问题中，有用的知识可以帮助商业健康发展和使得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我们负责任就是要负这两种责任。
我们的立场宣言书里面提到负责任的研究到底应当怎么做，具体细节是怎么样呢？我们在宣言里提出七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很基础的原则，我们要认可研究科学就是服务社会，这个理念没放在心里的话做研究就是有问题了。做研究为谁？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做研究就是要服务社会。
原则二就是我们要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现在大部分人重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基本上觉得好像是第二个层次的，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第三个原则就是注重多元化与多学科协作，因为商业和社会的问题是多元性的、复杂性的，不能单纯用一个学科的眼光去做研究。
第四个原则是扎实的方法非常重要，不管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用扎实的方法可以把它做得非常透明，不能做假。
第五个原则，研究成果出来的受益者可以在某个阶段上参与，研究是跟企业有关系的，你的数据质量也有保证，企业做出来的成绩对他们一个企业有帮助，对其他企业也有帮助。应该鼓励和企业共同做研究，这是一个好事。现在很多企业你去做了研究，发表这些文章，企业可能说我都不懂你做的研究，为什么要帮助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六个原则，研究做出来，要影响到利益相关者。对有帮助的研究我们要欣赏它，要奖励它，在评职称各方面应该要算这些文章的。
第七个就是利用现在这个平台把研究结果推到更广更深，现在我们评审过程比较长，要等一两年才能发表出来，这个周期太长了，世界变化这么快，应该把研究结果尽快用互联网平台给大家分享。
为了推广负责任的研究，我们需要做什么，谁能做什么？一个人、一个学院和一个期刊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这是要对整个管理学研究的生态系统进行改造。现在我很高兴，因为很多方面都在开始做了。
内部推动者首先是期刊的编辑和评审专家，期刊的编辑在联系学者的时候要想到注重负责任的研究这个原则，大家共同往这方面去走。内部推动者还包括学术协会的领导者、学者和博士生，以及大学领导、院长、系主任、资深学者。
外部的推动者，包括商学院的联盟、认证机构和排名机构，他们可以把负责任的研究这个原则在他们的认证标准里加进去，资助机构和政府要增加对这类研究的资助，把负责任的研究指标包含在资助项目申请表格的要求里面，外部推动者还包括企业、社会组织、校友、学生、社会，他们能够在分享数据、提供反馈、提供支持和帮助、共享资源等方面进行协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幸运的是有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了，谁在推动这个负责任的研究？这里有四种期刊可以作为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期刊，它们已经在努力地推动可靠的知识发展方面新的政策。例如，强调“方法透明、数据提交和复制研究”，这是DART强调的，以及通过新的统计方法和标准来提高知识的可靠性和累积量，最有趣的是第三个新做法：提供二阶段评审程序（预录用），以防止HARKing，也就是说，你的研究还没有结果之前，你就可以把它投稿进去，如果他们觉得这个研究很好，你就可以放心去做。如果你的研究在程序上没有什么误差的话，他们不管你的结果什么样，都会予以发表，这样的话，一个理论就有机会被推翻。今天所有理论都不会推翻，我们只是发表理论，得出支持它的结果，这个对科学探讨来说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这些期刊主要的目的是增强研究的可靠性、可用性。在有用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行动呢？我很高兴跟大家汇报，有几个学校已经在这方面做了新尝试。例如，密歇根大学去年年底成立了新职位，副院长的职位就是关注研究跟企业、教学三方的密切关系，关注“商业 + 影响力”。第二点，他们的教授的工作内容现在也增加了一个实践的角色，要求教授的工作要有对实践操作的参与。他们跟其他大学的18个学科合作来做一些大项目，联合起来做专题研究，解决全球和本地的重要社会问题，例如贫困、工作岗位创造、社会创业等。
第二个先行者学校是欧洲的鹿特丹管理学院（Rotterdam），他们去年为自己拟定了一个新的使命，要成为推动世界积极变革的一股力量，UN SDGs（联合国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成为他们教学与研究的指导框架，注重探索兼具“做得好”和“做好事”的商业模式，他们用联合国的17个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目标框架，引导研究和教学。鹿特丹管理学院的院长说老师们对新使命感到激动，他们喜欢这样的改变，乐于接受新挑战。
在亚洲也有两个先锋学院，在经费分配方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去年成立了一个思想领导力的平台，用500万元支持了25项对社会大问题的项目，涉及7个战略领域：行业升级和创新、新兴和发展金融、经济改革、民族发展。他们现在正在努力地做，还有7个相关博士后岗位和人力支持。
新加坡管理大学（SMU）也设立了院长影响力经费，鼓励老师针对东南亚地区重要的问题去做研究，针对东南亚的情境做定制化研究，例如针对贫困家庭的普惠式金融课题。我们不要单单做西方的研究，本地问题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还要倡导学者、社会组织、政府间的跨界合作，以及在教学和其他实践中注重培养研究影响力导向的思维模式。
在政府资助机构这方面也有行动，特别是在英国，大学的资金都是政府分配的，每五年要评审一次，每一年要去再分配一次新的资金，根据他们评审的结果，英国政府研究卓越框架（UK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加入了每个学科对社会有无产生影响的考量，研究对社会影响的权重占了20%的分数。英国斯丹报告（UK Stern Report）建议扩展对学术研究影响力的定义，并将其权重提高到35%。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U.S.NSF）也要求在研究计划中要明确说明该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如何超越了研究结果本身。
我们中国管理学会也是努力在这方面做工作，3年前这个活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中国的管理研究从1999年开始，注重在方法上，却没有注重在科学上。所以我在北大、上海交大开了一门新课“关注科学的责任”，我们教了3年，已经有6家学院在中国也开这个课了。我们培训了150个学生，还有35个教员，从2016年起我们还开设了教师培训班，今年的培训班于12月将在同济大学开设。
我们每期培训教师四天半，指导他们怎么去教这门课，怎么把教学内容关注在科学责任上。我们教授这门课的目的是让同学们通过学习，最终要明白自己为什么做研究：不是为了发表文章，是为了对社会有用。
我们今年有一本新书出来了，《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与实践》，该书7月底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去年我们成立了“负责任管理研究奖”，有10篇文章得了这个奖，它们在评审时达到了我们为负责任的研究设定的7个原则。
2018年国际双年会是在武汉开的，专家们做主题报告，5个老师谈了他们的研究，谈怎么样做是负责任的研究，我们也有专业工作坊给同学介绍什么是负责任的研究，2019双年研究方法班也是关注在负责任研究这方面。
美国的管理学会是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学会，去年夏天管理学会的主席做演讲，他的主题是讲学术自由。我们做研究应该有学术自由，但今天我们做研究的很多研究者却没有学术自由，因为我们被要求在某些期刊发表，被要求数量，我们没有自由去说我做一个大项目可能要五年，那样的话学校会不会支持我去做？假如从研究科学的立场来说，学校应该支持，但是学者没有勇气去做，因为制度让他们没有这个勇气。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一些很大的成就都是年轻科学家在他们研究生涯的头二十年中取得的，在管理领域的黄金时代，有二三十种非常有影响力的管理理论，这些成果大部分是在70、80年代诞生的，这些学者总结他们的思想成果，发表他们的想法，很多是博士论文。现在我们可以说在这最近的二十多年没有什么大思想出来，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学术制度把年轻人做研究的自由度拿走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美国管理学会的主席也知道我们这个项目，他今年就做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讨论学术的自由，这个年会是在亚特兰大开的。他说到“街上的问题”，什么叫街上的问题？就是社会的问题，就是21世纪的挑战，街上的问题其实就是管理学者的问题，不是文献的问题。
可以说现在世界上很多学者都落后于那些由20世纪在商学院出现的原则与想法，我们还在用老一套来管理组织，我们还在研究20世纪的问题，教科书里充斥着20世纪的陈旧的知识。
麦克加恩先生（McGahan）在题为《学术的自由：从亚特兰大所学到的》的演讲中说到：“我坚持认为，街上的问题其实就是管理学者的问题。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用那些落后的20世纪在商学院出现的原则与想法来管理组织……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是在21世纪之初，抓住我们身边的温暖提及其带来的启示，用我们跨学科的视角，把握主动权，行动起来，参与到实践中。那么，将来当我们回首过往，就能满意地发现，我们真的改善了身边人的生活。”
我听了他这个讲话非常感动，学会的很多领导，包括美国管理学会、欧洲管理学会，他们都希望我们改变。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改变不了，一个学校改变不了，一个期刊改变不了，需要很多学院、很多期刊，以及很多其他组织一起共同去改变。
愿景2030：树立中国管理研究的更高追求
这个负责任研究行动的愿景，就是希望让大家一起来进行这个转变，转变到像刚才邓老师所说的：我们应该真正了解企业，去企业中研究到底它面临什么困难，然后再抽出它们的逻辑，提出一个核心的理论，再去验证这个理论，重复地去验证这个理论，不对的把它推翻，对的就留下来继续地去验证，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
中国管理研究愿景2030：
1、中国的商学院因其对社会福祉所做的贡献而广受赞赏；
2、学术与企业共同创造可靠且有用的知识，开展广泛合作；
3、研究开放的、造福于社会进步的商业模式，减少贫富差距，帮助地球持续发展；
4、中国管理研究制度与成果成为全球领先。
管理研究的同仁们，以上愿景能成为中国管理研究社群的共同抱负吗？
我深深地相信我们共同合作，携手一起走，中国的商学院、中国的企业一定会世界领先的。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非常好的道路，企业家们做了很多贡献，我们做学者的一定要跟他们一起走，不要走在他们后头，现在我们关起门来搞研究，这是不行的。
这会成为我们的共同抱负吗？我希望你们说会的，会的。我们应该为中国管理研究树立更高的标准，发表文章没意思，我们要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追求。应该引导我们的研究向正确的、负责任的方向努力，现在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合理的制度把我们绑住了。
我们的研究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目标一定要明确。研究者们要进行合作，一个人做不了，28个人做不了，5个学院做不了，希望大家一起做。不需要一下就做完，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今天一个学院，明天多一个学院参与，大家结成联盟去做一件事情。比如博士培训，博士培训的课程需要改革，今天我们博士课程是不能培训出好的科学家的，需要改革，我希望人大可以考虑博士课程怎么样去改革，人大、北大、清华大家要合作，把博士课程进行改革，真正培养出一批管理科学家。
要大力鼓励学院创新。我们可以学习创新，我们也创新自己的方法，创造负责任研究的实践，这样的话，就可以创造与分享成功的故事。
（学部办公室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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