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管理学部《视野》第57期：有趣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有趣的人们身上

 

 

有趣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有趣的人们身上[1]

1969年春，以色列耶路撒冷。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接到丹尼·卡内曼（Daniel Kahneman）邀请，到丹尼执教的“心理学应用”研究生讨论课上讲课。

32岁的阿摩司和35岁的丹尼同在希伯来大学心理系任教，是学校公认的“明星学者”。丹尼主要研究人的瞳孔和视觉感知，而阿摩司则沉浸在用纯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测量学以及决策行为。比起丹尼时常显得过于严肃而自我怀疑的个性，阿摩司总是显得更放松、自信，也更聪明。在当时的心理学家圈子里流传着一个“特沃斯基智商测试”：“在跟阿摩司交流时，如果你越早意识到阿摩司比你聪明，你就越聪明。”

讲座前，丹尼对阿摩司说，你想讲什么都可以。他以为，这个同事肯定会谈自己的研究。然而，阿摩司却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自己的博士导师沃德·爱德华兹 (Ward Edwards)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里，沃德给了受试者两袋牌局筹码，其中一袋有75%是红牌、25%是白牌；另一袋反之。受试者事先被告知红白牌的比例，但不知道哪一袋红牌多，哪一袋白牌多。在实验过程中，受试者选一个袋子，然后一边从袋里抽牌，一边告诉实验者自己的猜想：手上的这个袋子里到底是红牌多还是白牌多。

阿摩司对这个研究充满了兴趣。他习惯于用数学公式来研究心理学，总认为人们在面对概率问题时有很好的直觉，而这个研究证实了他的这个想法——当人们抽到较多红牌时，他们“正确地”猜到了手上的袋子里有更多的红牌。

丹尼不以为然。与这个实验的结论相反，他从来不认为人的直觉是在面对概率问题时有任何优势。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的直觉。这个实验跟现实生活相比，实在是太过简化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直觉是不准确的更何况大多数人，连对实验最开始的“挑一个袋子来进行抽牌”这个任务都不能很好地完成（比如说在众多追求者中选一个恋爱，或是在几个工作机会做出决定）。

就这样，他俩在课堂上旁若无人地辩论起来。此前，阿摩司很少输掉辩论，至于“在辩论后被对方改变看法”这样的事，则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做客丹尼的课堂后，阿摩司的想法改变了。

从那次研讨课开始，丹尼和阿摩司开始一起合作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特别是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决策行为（decision-makingunder uncertainty）。阿摩司喜欢跟丹尼在系里的会议室一起讨论课题。同事们经过时总能听见他们两人爽朗的笑声，以及他们希伯来语和英语并用的交流。他们一起设计调查问卷，一起分析数据，一起写论文。他们怎么写论文呢？两人共用一本笔记本，其中一个人说一句话，另一个人写下来。按照这个速度，他们每天能写一到两段。到最后，两人的观点在反复的交谈中不断交织不断升华，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区分各自对文章的具体贡献——每一个字，都似乎是两个人一起写下来的。在他们的文章里，你能读到阿摩司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近乎狂妄的自信，与丹尼不愿对日常现象习以为常的谨慎自省。

他们共同创立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不仅为日后行为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和实验的基础，而且使得心理学家出身的丹尼“跨界”赢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摩司·特沃斯基（左图来源：Geni网；右图作者：刘呗宁）

1976年，在机缘巧合之下，美国的一名“不务正业”的经济学助理教授读到了阿摩司与丹尼二人的工作。这位年轻教授就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为什么说理查德不务正业呢？读博士时他就觉得自己和经济系的其他同学有点气场不和。他认为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寻找并发现有趣的事情，但他的同学们都太无趣太严肃了（而且他们的数学水平都比自己好）。他博士毕业时找工作失败了，只好托关系在自己读博士的母校罗切斯特大学的商学院找了个临时的讲师职位。但他并不愿意成为一名正统的经济学家。

那个时候，正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人在做经济决策时也是理性的。理查德却对这个假设抱有怀疑。

他曾经问过两个问题：（1）如果你感染了某种有千分之一的致死概率的病毒，现在有一种解药，那么你愿意花多少钱来获得这个解药？（2）某种病毒有千分之一的致死概率，需要付你多少钱才能让你愿意被这种病毒感染一次？

两个问题中，风险是相同的（1/1000）。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他对两个问题给出的价格应该是一样的。但理查德的调查问卷却显示，人们在已经感染病毒的情况下只愿意花两千美金来购买解药，而在未感染的情况下却要价五十万美金才愿意冒这个风险。这是多么让人匪夷所思。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业余水平的手工艺作品值100元，而你却不愿意花20元去买下别人同样菜鸟水平的作品呢？

当时，理查德感兴趣的这些问题跟你我想象中的经济学实在太不一样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博士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连他的博士导师都常常劝他“不要再在调查问卷上浪费时间了，你应该开始做一些真正的经济学研究！”

1976年的春末夏初，理查德读到了阿摩司和丹尼关于人类非理性的决策行为的工作，在困顿不堪的生活里，突然感觉内心敞亮起来。那些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种种人们的经济决策，不能被正统的经济理论解释，但是却可以用前景理论来解释！

于是，在听说阿摩司和丹尼在1977年的秋天要到加州斯坦福大学访问一年时，理查德马上决定要想办法在斯坦福找个临时的位置，希望能够获得和阿摩司与丹尼当面交流的机会。彼时，他已经在罗彻斯特大学商学院呆了三年，根据系里的说法，他很有可能评不上终身教授了。即便学术前途非常暗淡，他仍然决定要去。后来他的计划得逞，在位于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访问一年（同时他也的确没被评上罗彻斯特大学的终身教职，好在后来康奈尔大学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他的学术生涯不至于戛然而止）。

那一年，理查德从阿摩司与丹尼那里学会了如何像心理学家一样设计实验。正统的经济学家不相信人的选择会是非理性的，即使在某个情况下个人的决策不是最优解，在考察所有人的之后，平均下来的决策也应该是最优的。也就是说，所有不是最优解的决策都是随机误差。而且，经济学家们那时也不做实验。但是，理查德、阿摩司、丹尼等人用科学的实验设计与严谨的统计方法证明了人们做出的那些不理性的决策是可以被预测的，并不是随机误差。

利用实验和统计手段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的理查德、阿摩司和丹尼成为了行为经济学领域的最早的拓荒者。

从1977年第一次见到阿摩司开始，理查德在写每一篇学术论文时都要反问自己：“阿摩司会认可这篇文章吗(Would Amos approve)？”理查德常常因为觉得文章还不能入阿摩司的法眼，于是把论文一改再改，把投稿日期一拖再拖。曾经，有一篇文章在已经被学术期决定接收的三年之后才发表出来。当时，期刊编辑、审稿人以及理查德的合作者都认为论文已经很好了，但阿摩司对文中的几个观点不同意。于是，理查德决定要等到阿摩司认可之后才能发表。这一等，就是三年。

后来理查德在《不当的行为》（Misbehaving）一书中提到，阿摩司与丹尼不仅成为了他学术上的合作者，他们也是他的朋友，更是他一生的导师。理查德一直认为，如果阿摩司与丹尼没有出现的话，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留在学术界。

行为经济学对各国政府公共政策影响深远：英国和美国政府都有设立专门的部门来研究如何运用行为经济学来进行决策。最有名的案例之一就是很多国家通过改变默认的器官捐献选项（从“死亡当事人需要提前提供书面同意书才能捐赠”，改为“如果死亡当事人死前没有明确表示拒绝捐赠，则其被默认为同意捐赠器官”）而将器官捐赠率从10%提高到了90%，大大改变了采用了该政策的国家的器官短缺问题。现在，从政府制定的养老金计划，到公司做出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决策，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理查德至今清晰地记得1995年底来自丹尼的一通电话：阿摩司得了恶性黑色素瘤，只有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阿摩司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最亲近的几个人，并拒绝的化疗，希望能安静地在家中度过最后的时光。1996年6月，阿摩司在加州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家中离世。

2017年，视阿摩司为一生的学术导师、并以阿摩司的学术与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理查德凭借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查德·塞勒 (来自诺奖官网)

我的博士课题研究的是动物的决策、学习与记忆行为。在研究动物行为学时，我常常忍不住查阅对照行为经济学的相关资料（也因此了解到了阿摩司，丹尼尔，以及理查德三人的工作）。我总觉得在行为层面上，动物与人有某种共通之处，只是动物不能用人类可理解的言语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它们的行为的理解。现在，随着实验手段的进步，在动物身上也能观测到一些以前只能在人身上观测到的行为经济学现象（比如说，鸽子也会不能理智的看待沉没成本）。

当有一次我把这个想法跟我的导师劳夫·格林斯潘(Ralph Greenspan)表达了之后，他说：“你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西莫·本泽（Seymour Benzer）也是这么想的。”

 

（学部办公室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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