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周报
20161221经济与管理学部《视野》第22期：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
来源: 经济与管理学部
编者按
近三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对国际的影响与日俱增，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前，我国无论是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经略周边，还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都离不开对目标国、目标区域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北京大学的传统优势所在，学校以多种形式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以激发传统学科焕发新活力。北京大学2016年启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建设，既是对国家战略的响应，又是学校在文科领域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带动学科调整、研究方向的调整，激发传统学科活力的学科战略布局之一。那么如何能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平台上，实现对文科领域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与调整，这篇《美国地区研究的创生十年》的文章，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文章把美国的地区研究（Area Study）看作是知识的领域和国家权力的领域交叠汇合下，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知识建构事业、学术体制改造工程和学术思想运动；是美国社会科学在经历了19世纪晚期以来以常规学科构建为主的初期阶段之后，有着共同的社会科学认识论思考、学术文化偏好和国际主义理念的学术共同体，在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战争的重大国际危机为契机重构社会科学的大型学术运动。
启示之一：有效的委员会及运行。文中把美国地区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 ）平台上的创生史看作是一部学术规划史。美国式学术规划实践的有三要素： 1、任务为本、功能单纯、目标清晰的小组形式的组织设施“委员会”。2、针对特定议题和任务，充分动员、恰当配置专业知识，广泛采集、测量和分析事实数据，并指向规划纲领和政 策方案的文体类型，即报告。3、在委员会内部或在委员会主持下频繁举行的各种层级、规模、形式的会议。它们承担了 商议、传播、发起创议、酝酿共识的功能，是一种体现集体合作、民主商议的常规工作方式。
启示之二：目标与任务清晰的带头人。世界地区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CWAR）聚集了一批“有成熟的研究、思想和洞察力并对地区研究有强烈兴趣的人”，而且这些人“要么能够对地区研究的思考做出真正的贡献，要么有必要就地区研究学到些什么。”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观察地区研究组织方面的趋势，并为未来发展制定计划，思考如何就地区研究的学术理念和组织建设的基本方略在全国范围内予以传播和推进，以使地区研究稳固嵌入现有高等教育体系。
启示之三：有效的机制。世界地区委员会在吸纳研究力量、培养人才方面建立有效机制，其中之一是设立全国性地区研究奖学金，主要用于1、给博士和博士后阶段学者提供的田野研究培训资助；2、为吸引社会科学常规科学中的成熟学者进入地区研究领域的所谓“改宗资助”（conversion Fellowships）；3、针对资深地区研究专家进行海外研修的补充性资助。地区研究学者因而“得以前往世界上几乎所有可以去的地方开展他们的研究。”
经管学部自成立以来也一直在探索搭建平台，目的在于促进教师之间学术交流、提升学术能力，美国地区研究创生的机制和路径也为我们学部层面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方向与学科的调整提供很好的借鉴。
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
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
理解地区研究创生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扩展到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大片土地，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其中许多地区的军事占领和行政管理。在美国以外土地上规模空前的国家政治军事行为对海外知识和语言能力产生了巨大需求；而美国缺乏欧洲老牌国家那种与殖民地治理术相联系的海外知识储备，甚至也缺乏“战略情报”观念及这种观念下的制度配置和工作领域。由此美国对域外地区各类知识的短缺一时之间凸显出来，成为须加应对之急。一战以来对“总体战”已有深入理解的美国陆海军对此知之甚深，在战争初期即着手应对。
1942年初以来，在为因应战争需要而开展的大规模培训活动中，美国军方以“地区和语言”为名号，启动多项关于海外行动所需知识的培训项目，包括：陆军专门化培训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1942年12月建立）所属的“外国地区和语言学习课程”（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y Curriculum，FAL），陆军的“民政事务培训学校”（Civil Affairs Training Schools，CATS，1943年夏季开始），以及海军的“军事政府和管理学校”（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这些培训项目都借重军队以外的资源，与大学建立合同关系并把项目设在大学，广泛征召大学里的专家制定培养计划、课程大纲并承担教学任务。在参与军方项目的各高校，关于海外地区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科学（尤其是地理学和人类学）课程有了史无前例的扩张。ASTP下的FAL项目有55所院校加入，参训人员在1943年12月的高峰中即达13，185人。除大学和学院外，美国学术团体和大基金会也介入战时海外知识的开发和培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ACLS）、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自始即参与襄助军方项目，于1942年6月决定联合组建“民族地理学委员会”（Ethnogeographic Board），利用史密森的资金和设施，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获取资助。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一方面致力于为军方培训项目提供支持，并直接提供军方所需的“世界地区”（world regions）知识，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清点地区研究现有资源，在参与地区研究培训的各种机构间联系协调，承担地区研究实践的“票据交易所”（Clearing House）功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尤其在一段时间内将民族地理学委员会视为其在地区研究方面的兴趣的代理。而以参与战时项目为契机，在自1920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里扮演某种中枢领导角色、被称为美国社会科学的“旗舰组织”（Flagship Organization）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当中，生发出领导、发动和规划战后地区研究的意图和行动。
战争时期迅猛增长的军事情报，特别是在新的“战略情报”理念下开展的工作中，也有很多可归入后来所谓“地区研究”的内容和要素。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创始人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在该机构初创时期就促请SSRC和ACLS帮助他编制学术顾问备选名单，其中许多人之入选是基于其在对外研究领域的专长。特别是战略情报局的下属部门研究分析处（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由著名外交史和欧洲史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威廉·兰杰（William Langer）领导，从一开始就按照地理区域组织研究工作，并在美国各大学中寻访征召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有地区和语言专长的学者。先入者把自己的同事以及博士研究生带进OSS，而后来者又继续把他们的同事朋友引入，使得研究和分析处像一个快速滚动的雪球，在短时间内膨胀扩充，最盛时聚集了大约900名学者。战间情报活动涉及敌国、友方以及战事所及之地的多方面情报采集分析，具有明确的对外研究性质，且呈现突出的跨学科协作和当下关切（presentism）取向，而这些特性正是战后地区研究的突出属性。OSS及各军种情报机构成了某种史前阶段“地区研究”的活动平台，二战情报工作经历是后来一些社会科学家从常规学科“改宗”（conversion）进入地区研究领域的契机。由此战时情报活动——以及当时与情报机构相联系的战时宣传活动，如在战争信息办公室（OWI）下进行的活动——也与战后地区研究建立了历史联系。不过，显然战时情报活动这一领域并没有像军方地区和语言培训项目那样，从中衍生出对战后地区研究的思考和规划的系统工作。
知识的领域和国家权力的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种交叠汇合，是作为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知识构建事业、学术体制改造工程和学术思想运动的美国地区研究之创生史的开篇。
所谓地区研究的创生史，其基干部分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在1943-1953年的大约十年间，美国社会科学家领导共同体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为最主要的组织平台，通过倡导、研议、调查、论证、规划、评估、组织协调以及面向公众的传播和教育，在美国学术体制和知识生活中启动、培育和推进社会科学导向的、多学科参与的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的研究。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创生，不是学术生活积累性变迁和“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一项托马斯·本德所说的“长期智识议程”（long-standing intellectual agenda），或者说是一项包裹着激切的变革意图，有规划、有领导、有组织的学术构造工程和大型学术运动。
当然，SSRC平台上所发生的并不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全部。这是因为：第一，远在地区研究创生之前的十九世纪，美国就有与“业余绅士”（gentlemen amateurs）学术活动、基督教会海外传教活动以及国际商业、国际旅行相连带的非职业化域外知识的绵长传统；同时域外知识也以欧洲式“古典学”、“东方学”的形式缓慢、零散地进入新的研究型大学当中。而在20世纪上半叶由这两种传统汇合而成的美国国际知识储备大体存在于大学人文学术范畴，虽然一般关注古代典籍和古代问题、偏重海外语言和语文学（philology），与后来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地区研究有根本差异，却是战后地区研究一个局部的、但也是必然的遗产。第二，1930年以来出现了一些学者以个人努力拓展海外研究的醒目情况，继而少数高校开始设立东方学传统下的东亚、中近东等系科，同时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对西欧、东亚，人类学对拉美的研究形成最初集结，由此出现更接近战后地区研究的学术形态和因素；而大约同一时期大基金会（尤其是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也开始推进零散的地区研究试验。因此地区研究的规划活动才有了最初的根据和基础。而在二战以来SSRC平台上开始展开“中央规划”实践的同时，在各个高等院校、学术团体[如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ACLS、远东学会（Far Eastern Society, 1943年建立）]、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乃至于学者个人学术事业的层面上，“斯拉夫”、“远东”、“中近东”、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领域里各自的学术史也在生成和发育。这种呈现为个别地区和国别研究领域、高校地区研究团队和项目乃至于个人学术志业的不同层次上学术史，当然也是地区研究创生和演进的历史的组成部分，而这后一部分作为“分支”的历史与作为“基干”的地区研究之“中央规划”的历史之间的联系有如树之枝、干，共同构成地区研究历史的完整结构。然而无论如何，地区研究都不应只被视为各自出生、发育着的对个别海外地理区域和国家的研究领域（如拉丁美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中国研究）的简单集合，而是美国社会科学在经历了19世纪晚期以来以常规学科构建为主的初期阶段之后，有着共同的社会科学认识论思考、学术文化偏好和国际主义理念的学术共同体，在20世纪中叶的重大国际危机为契机重构社会科学的大型学术运动。
美国国际知识的规模、格局和形制在我们所说的地区研究十年创生史中发生巨变，此中根由和机理首先在于这一学术进程同时具有知识构建、学术体制改造和学术思想运动的内涵、性状和风貌。二战前，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虽大多以实证主义和普遍主义自期自许，但它们眼界和经验采集空间多囿于北美、西欧，总体上弃置世界其余部分，尤其不以广大非西方文明区域为当然研究对象。国际知识虚弱、零散，其规模、水平均不远如欧洲传统学术大国；而且其在在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中的存在边缘化而缺乏制度基础。直至二战前的194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的15万教师中仅有200人从事与外国有关的研究，而当年获得国际研究方面博士学位者不超过60人，而且大多数研究古代问题。美国关于海外世界的知识生产传播仍主要靠传教士、旅行家、外交官、记者和商人，专业化学术界贡献微薄。麦考伊考察二战前美国国际研究状况后称：少数海外研究学者无非是“盲瞽之国，独目为王”（In the land of the blind, the man with one eye is king）；相对于对海外知识的巨大潜在需求而言，则更是“杯酒难解大渴”（small beer for thirsty times）。尽管关于中国的知识相对其他各国来说还算是比较充实，但时人仍因深感眛于中国，而发出“我们和中国的距离，几乎和月亮一样遥远”的感叹。有学者回顾说，在1950年代之前，在学术意义上，特别是就社会科学而言，美国知识的世界地图上除西欧之外的其他地区实际上都是“未知区域（terra incognitae）”。而经十年创生史完成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界定和组织创建，继之以后续一二十年的发展，至1960年代末，地区研究已在社会科学各学科和高等教育的知识体系中占据庞大比重，且以跨学科的中心和研究所为主要组织形式牢固嵌入高等教育制度体系。这一巨变，仅靠汇总各支地区国别研究和高校地区研究史，乃无从得以深入、准确的理解。然而，社会科学史、高等教育史和学术思想史等相关领域对地区研究并没有给予其应有的重视；其创建阶段的历史尤其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细致的记述和清理。以往数量本就不多的研究即使注意到SSRC和其他组织所进行的研议和规划活动，也未加细密述说和周详解读。
地区研究的创生史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甚至遗忘了的重要历史篇章；而缺少了对这一篇章的深入认识，对认识战后地区研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可能导致认知偏差，对理解美国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乃至于更广泛的公共智识生活也可能构成或大或小的缺失。笔者在研究中逐渐认识到，由于SSRC在美国社会科学中所占据的战略性地位，特别是它在1943年以后那个关键历史环节上在地区研究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强有力的中心领导作用，所以充分利用SSRC历史档案文献就有可能更集中、深入地呈现地区研究创生的历史篇章，而更细致周详的地区研究创生史则有可能修正和改变关于地区研究的一些模糊或者片面的通行认识。 SSRC组建或者参与的地区研究专门委员会，其组织平台上所展开的讨论、所制定的思想和行动议程，其与大学、学科学术组织和其他学术组织、基金会和政府机构展开的沟通联系和合作协调，其在对地区研究加以界定和合法化论说时所引入的新学科观念和话语要素，其所主持的研究状况调查和召集的各种层级的会议，特别是所发布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丰富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定了美国国际知识的形制、内容、特性和发展方向。
SSRC平台上的地区研究创生史：一部学术规划史
战间军方项目在大学的大规模实施，在美国学术界的一些部分——尤其是SSRC、ACLS，以及基金会和一些大学——当中，引发了对美国海外知识匮乏的紧迫感，也促生出关于构建地区研究的长远考虑：超越当下短期的、应急性的战争需要，从美国社会科学、美国高等教育乃至于美国文化构造的长期目标着眼，使战争期间开始的地区研究获致高标准的学术专业化品质，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生活的永久组成部分。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以及SSRC、ACLS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开始着手对地区研究现有人员和设施资源进行调查，也展开一些相关的研议和协作组织活动。此中产生了地区研究创建时期最初的一份调查报告即《芬顿报告》。应军方项目而生、并与之密切配合的民族地理学委员会成员将战后地区研究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战后地区研究的规划者和领导者的最初的集结。如民族地理学委员会成员中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和温德尔·本尼特（Wendell Bennett）日后都转入SSRC的地区研究领导组织并发挥突出作用。
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动向是，SSRC出于其对美国社会科学在战后发展趋势的考虑，以及大转变时代需要社会科学做出重大转变和总体规划的明确思考，于1943年1月单独组建其下属的世界地区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而该委员会旋即委派其专任秘书汉密尔顿（Earl J. Hamilton）起草一个“声明”，旨在提出对大学和政府的地区研究加以“指导”的“原则和政策”（principles and policies）。2月底，初稿撰成并提交世界地区委员会讨论，是为《汉密尔顿报告》。经委员会讨论修订，当年6月正式版本以“社会科学中的世界地区”为题，被散发到政府部门和各大学领导层。汉密尔顿报告篇幅不长，但它视野宏阔、立旨长远，是为地区研究创建进程中的第一份宣言和行动纲领。在SSRC内部，《汉密尔顿报告》还表达和引发了一种领导地区研究的强烈意愿。9月的一次SSRC高层会议上，SSRC问题和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SSRC最主要的倡议、规划和审议机构）主席泡芬博格（A. T. Poffenberger）在向理事会主席所致报告中以大篇幅谈及世界地区委员会的工作，在大段引读汉密尔顿报告原文后发问：“理事会难道不能、不应该在这个（地区研究）计划中发挥领导作用吗？”
《汉密尔顿报告》发布以后，世界地区委员会工作终止。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是SSRC领导和规划地区研究事业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地区研究的长期规划在SSRC高层以及问题与政策委员会中的研议擘划并未停止，而且与大基金会尤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就此保持密切联络协商。问题和政策委员会委任了一个专任小组考察现有项目，以期跟踪地区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并相应地制定工作方略。这样，SSRC就开始以比民族地理学委员会更系统、深入和更多学理性的方式推展对地区研究的整体思考和长远规划。1944年3月，SSRC秘书处两位成员韦宾克（Paul Webbink）和杨（Donald Young）提交了一份题为《在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地区专业化规划中的社会科学考虑》的备忘录，着意从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角度阐述地区研究的目标和功能，进而申述地区研究作为学术专业的标准和要求，试图给出“地区专业化的必要内容”，为地区研究的规划做出进一步学理上的概念廓清（conceptualization）。该备忘录还讨论了地区研究的学科基础以及各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的各自的优势和作用，明确主张未来地区研究应由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和语言学科）主导，并在其中实现多学科整合。《韦宾克—杨报告》是继《汉密尔顿报告》之后SSRC申述其在地区研究方面的意图和思想又一份重要申明。1944年4月，SSRC董事会成员、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部主席（Dean）、著名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写成“教育和研究中的地区项目”（Area Program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一文，提交大学社会科学组织委员会会议，并由SSRC散发到与《汉密尔顿报告》相同的范围。
因应战时需要而建立的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在进入1944年后工作任务逐渐减少，战时应急性地区知识人员培训和研究活动也转入收尾阶段。在二战已经结束的1945年9月，SSRC、ACLS和NRC三方联络组织“理事会联席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Board of Associated Research Councils，1944年春设立）决定，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于当年12月31日终止，以六个月时间进行相关移交和收尾工作。SSRC、ACLS和NRC又于1945年底共同委任接替民族地理学委员会的“世界地区研究考察委员会”（Exploratory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委员会包括6名成员，但其中最为活跃和有影响力显然是来自SSRC方面的两位成员，即担任主席的霍尔（Robert Hall，密西根大学教授、地区理学家，美国日本研究的先驱）及本尼特（Wendell C. Bennett，耶鲁大学教授，人类学家、拉丁美洲专家）。联合委员会的任务被规定为考察与世界地区研究相关的各种问题，并在获得三个理事会共同授权的情况下制订地区研究领域的行动方案。SSRC在说明建立联合委员会的动机时则强调自身的考虑：“根据世界地区来对研究和教学加以组织的相关问题，自战争初期以来即引起理事会的密切关注”；而面对战争期间地区研究加速发展的情况，理事会“认识到自身在这种局面下的责任，并为霍尔先生关于与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和机遇的认识所引导，主张建立一个关于外国地区和文化的委员会。”
SSRC具有与美国大公益基金会类似的科层制“组织刚性”，而且自成立后积累了学术组织和规划的大量经验，同时也承袭了美国自进步主义时期“社会调查运动”（social survey movement）以来形成的对调查、统计和计划的注重，可以说深具一种在学术领域里的对“技术治理”（technocracy）和“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文化偏好”。由此可以理解，SSRC领导和规划地区研究的意愿和能力显然强于其他任何组织。而自战时建立的三大理事会联系机制似乎越来越成为SSRC关于地区研究的主张和创议的掣肘，SSRC尤其与ACLS方面产生了公开的分歧和潜在的抵牾，更强化了SSRC方面自1943年以来一直在萌动着的在地区研究方面独自行动、确立领导权的意愿。这样，世界地区考察委员会实际上在1946年2月和4月召开两次会议之后即限于停顿，未再发挥作用，至1946年12月18日正式由理事会联席会议委员会宣布解散。
然而在此期间，SSRC在地区研究上的工作动力未因联合考察委员会内协作不利而稍有减退。在与ACLS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1946年3月SSRC自行拨出专款，授权霍尔开展一项关于美国大学和学院内地区研究开展情况的调查。霍尔调查从1946年4月1日正式开始进行直至9月，其间访问了精心选列的24所美国主要大学，并顺路走访了三个本科学院以及一些研究机构和基金会。霍尔考察了所选列大学中开展的114个地区研究项目，其中包括52个本科生项目，41个研究生培训项目，以及21个针对特定地区的集体研究项目。霍尔调查的任务并非编列美国地区研究的项目目录（inventory）或清单（roster），而是把重点放在考察和评估地区研究对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因此更关注研究生和集体研究项目，只把那些在人文学科之外至少有三个社会科学系参加的项目列入考察范围。同时调查也关切地区研究和本科生通识教育的关系，但鉴于ACLS等机构已对此着意，因而将这个问题放在在较为次要的地位。调查按照美国六大地理区域（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中北部、西海岸地区、西南部和中西部南方）选取各区域中有代表性的机构，显然有为地区研究的全国布局提供基础的意图。
1946年9月，霍尔携带着调查成果返回纽约。他在向SSRC理事会议汇报时称，经由战时经历，很多高校产生或增加了对地区研究的兴趣，地区研究方面的活动相当活跃，相关项目和组织的存在要比他自己以往所知广泛得多。同时霍尔也指出，很多地区研究项目当前处于试验和蓝图阶段，相关思考和决定纷杂凌乱；而关于地区研究在未来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各高校内部意见分歧严重。霍尔强调指出，在这种局面下，正有待SSRC发挥不可替代的领导和推动作用。进而他呼吁SSRC单独建立一个新的地区研究委员会，其“任务是观察地区研究组织方面的趋势，并为未来发展制定计划……” 此后霍尔继续推动此议，并为新的委员会开列了多项工作和研议议程。在1946年10月底问题与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决定将由SSRC单方面发布霍尔调查报告，以此为起点开展新的调查研究；并同意建立“社会科学中的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随后的正式组建中弃去“社会科学”这一赘语，而定名为“世界地区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CWAR）。与先前三个地区研究委员会相比，CWAR人员组成有一个明显区别，即不再有代表其他理事会和基金会方面的成员，而且四位委员全部是社会科学家，这当然体现CWAR对 SSRC和社会科学（而非人文学科）的归属。与1943年世界地区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相比，新设委员会名号中添加“Research”一词，这显然意在凸显其强调学术导向、崇扬专业化/职业化的旨趣。显然，较之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和三方联合委员会，由霍尔任主席、专属SSRC的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是SSRC更得心应手的组织手段。CWAR的观点将更顺畅地转化为“政策”，而这种“政策”也将更容易化为实际的行动。CWAR取代三方联合委员会，标志着地区研究的规划彻底脱离战时形成的路径和组织模式，实现了这一事业由战争驱动向长期学术建设的方向的关键转换。
地区研究当时之大局有两个突出情况，其一，在SSRC方面，以及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的高校社会科学界、基金会方面的领袖人物当中，经多年思谋研议，已就地区研究的理念和方略形成相当多的定见和共识；其二则是，多个高等教育机构经战时项目实施经验的刺激推动，在地区研究方面的活动和项目陡然增加，但同时也存在突出的纷乱和无组织状况，而且“既得利益集团”对地区研究的抵制也随处可见。因此对SSRC而言，繁多议题和事务中凸显出来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就地区研究的学术理念和组织建设的基本方略在全国范围内予以传播和推进，以使地区研究稳固地嵌入现有高等教育体系。CWAR之积极活跃显然为前三方联合委员会所不可同日而语。
从1946年底至1952年春季，CWAR共举行17次会议。在其活动和研议日程中，推广和贯彻地区研究中业已达成的“长期智识议程”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强烈，也以更加多样化、也更具实践性的措施得到更加切实的实施。CWAR的会议中曾以不同程度的注意力和精力加以关注、商议的议题包括：
地区研究的专业化质素和标准，地区研究和常规学科的关系，地区研究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平衡，地区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的关系；
地区研究在高校中适当的组织形式，中心、研究所和项目以及常规系科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地区研究组织与常规系科的配合协作；
如何确立地区研究的“全世界覆盖”格局的问题，地区研究的合理地理区划方式，以及是否和如何给各分支地区的研究确定优先发展的次序的问题；
地区研究和通识教育的关系，地区研究中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
地区研究专业化培养中常规系科与地区研究组织的关系，外国学习、田野工作以及在本科接受培训的关系；
促进官方战争文件的解密，使之成为地区研究可用的资料，建立地区研究资料库和加强图书馆建设（一度考虑建立全国性地区研究信息中心），发布地区研究公报或者简报，选列编制美国优秀地区研究中心的目录；
地区研究如何与其他美国学术项目（尤其是富布赖特项目）相衔接配合的问题；在地区研究方面与政府、商业界和其他学术团体保持沟通和协作，推动政府机构对地区研究的支持；
地区研究人力资源的各种来源，充分利用外国在美学者的问题，以及如何增进地区研究学者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前途；等等。
这些议题既涉及学科认识论问题，又涉及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组织调整和改造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属于具体行动措施。可以想见，通过与高校的各种联系和传播途径，这些研议对高校地区研究建设自然有启发、指示和建议作用。而地区研究构建过程内容之繁、牵连之广，也由此可见。
1946年11月至次年11月的一年间，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召开了6次会议，此间三项工作尤为突出。第一是在《霍尔报告》的基础上对地区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方略问题继续予以深入研议，第二是提出召开地区研究全国大会并进行相应的筹备；第三是设立全国性地区研究研究奖学金一事进行实际布置和操作。与此同时，CWAR还设立下属的西海岸地区分委员会（Pacific Coast Sub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以求推进地区研究规划和研议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开展，进而促进地区研究在全国的平衡发展。1947年1月11日，CWAR第二次会议对尚在SSRC内部流通，并加以“严格保密”的霍尔调查报告予以审议，商讨其修改和公布事宜。会议显然意识到霍尔报告意义非同寻常，在对报告初稿表示“高度赞成”的同时，决定通过吸收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将报告由一份表达霍尔个人观点的研究提升为委员会的集体意见，并作为SSRC公报予以发布。5月，SSRC在其工作文件系列中以“地区研究：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的重点思考”为题发布《霍尔报告》。该文件清理、分析了美国地区研究现有基础，并力图呈现1943年以来美国学术共同体在地区研究议题上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系统、深入地阐发了地区研究的理念以及战后地区研究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诸多内容，在地区研究创生史中具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堪当地区研究“宪章”。而《霍尔报告》的发布，也使得地区研究全国大会有了一个讨论的共同基础。
1947年11月28至20日，经由CWAR和SSRC其他层级会议近一年的酝酿筹划，在卡内基基金会在赞助下，美国学术史上罕见的地区研究全国大会（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tudy of World Areas）在哥伦比亚大学男教授俱乐部（Men’s Faculty Club）举行。会议酝酿参会人员名单时考虑学科、地区和机构的代表性，但更重要的意图是要集合那些“有成熟的研究、思想和洞察力，并对地区研究有强烈兴趣的人”，而且这些人“要么能够对地区研究的思考做出真正的贡献，要么有必要就地区研究学到些什么”（后者显然是指那些对地区研究的意义认识不足的人）。最后确定代表SSRC方面参会者11人，对SSRC以外发出会议邀请109份，会前将《霍尔报告》散发到每一个参会者手中。实际与会者为105人，其中74人是大学教授，17人是联邦官员，5人是基金会成员，9人来自其他学术机构。会议特意要求参会者均不代表所在机构发言，用意显然在于使学术意见得以充分、自由表达。参会者中包含了当时地区研究领域里倡导者、领导者，即那些从1943年以来深入介入地区研究的研议和规划，包括曾在各个地区研究委员会机构中任职的人士；当中自然也有当时以一己之力在各个高校筚路蓝缕地开拓海外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如中国和东亚领域里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等人；此外，还有一些代表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严格意义上并非地区研究学者，但其工作涉及外国问题、或者其本人对地区研究有某种兴趣并参与高校地区研究的重要学者，其中如政治学家、后任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的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Wasily W. Leontief）和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等。在全体大会外，会议按大地理区域分为苏联、拉丁美洲、欧洲、近东、远东、东南亚和印度举行小组会议。全国大会后，SSRC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拉丁美洲专家查尔斯·瓦格雷（Charles Wagley）就会以情况予以记录和总结，次年以SSRC工作报告的形式公开出版，以求进一步巩固、传播全国大会的成果。是为《瓦格雷报告》。霍尔称：“美国地区研究和地区培训随着这份关于世界地区研究全国大会的报告而告一段落。”
CWAR自建立以来着力推动的另一事项是建立全国性的地区研究奖学金项目，及至全国大会前，也已就此形成意向共识和较为细致的方案。这一项目的要旨，是从各种层次以及各种可能的来源中为合格人员严重短缺的地区研究“招募”从业者，以求在短期内扩充地区研究人力。在多次研议的基础上，1947年11月2日CWAR会议划分了功能明确的三种奖学金项目：给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的学者提供的田野研究培训资助；为吸引社会科学常规学科中的成熟学者进入地区研究领域的所谓“改宗资助”（Conversion Fellowships）；以及针对资深地区研究专家进行海外研修的补充性资助。与此同时，SSRC经与卡内基基金会接洽求助，得到后者对地区研究奖学金项目10万美元第一期专项支持。1948年1月CWAR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立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Area Research Training Fellowship， ARTP）和世界地区研究旅行资助（Travel Grants for Research in World Areas）两个项目议程；并决定在CWAR之外建立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委员会（Committee on Area Research Training Fellowships，CARTF），全权负责以上两个项目的人员选拔和管理。该委员会工作任务与CWAR相互协调，其人员组成与CWAR有所交叠，亦可视为后者的附属组织。由此SSRC建立实际上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机制，在其多年来对社会科学人才施行奖助的一般框架——当时是由社会科学人才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Science Personnel）统一管理——之外，对地区研究人才培养予以着重支持。1949年，卡内基基金会又提供第二笔赠款13万美元。截止到1953年，ARTP在6年间累计向216人发放了奖学金和旅行资助，总金额超过70万美元。地区研究学者因而“得以前往世界上几乎所有可以去的地方以开展他们的研究”。
为推进地区研究专业化、探索和界定地区研究的方法并建立高水平研究研究的典范，CWAR曾先后考虑在示范性（demonstration）研究计划、试点田野研究计划（Pilot Field Research Project）和“鉴定项目”（appraisal project）名下直接组织研究项目。由于拉丁美洲研究在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对海外研究当中具有某种领先地位（战争期间的1942年SSRC与NRC、ACLS共同建立了拉丁美洲联合委员会，开展了大量工作），同时鉴于人类学方法对海外研究具有普遍意义，能够给地区研究提供相对宽阔基础，CWAR最终在1948年春选定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主持下全面考察波多黎各文化的一个研究项目。斯图尔特属于少数已对地区研究的整体问题有深入思考的社会科学家，而该项研究是从他所属的人类学角度定义地区研究并探查地区研究的一般工作路径的一种尝试。虽然学术界对如此多样而分散的领域里是否可能确立共同工作法则始终广泛存有怀疑，但CWAR认为这一项目对深入推进对地区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跨学科工作方法——的探索和讨论大有助益，仍属意于推广该项研究。为了使地区研究工作者从斯图尔特的研究实践工作中充分获益，CWAR特意安排斯图尔特在1948至1949年扩充其研究，经CWAR委员和其他学者对初稿予以审阅，于1950年春以SSRC工作公报的形式予以发布，是为《斯图尔特报告》（Steward Report）。
1949年10月以后，CWAR又开始筹备第二次地区研究全国大会，此事继续得到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支持。次年5月5至7日，大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有97名代表参会，以小组讨论和圆桌会议方式就“地区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地区研究在大学的地位”、“地区研究未来的作用”以及“地区研究与世界事务”展开讨论。大会主席看到，“如果把1950年与1945年相比，则我们可以看到，学生、教授和大学管理层（对地区研究）的态度已然发生巨大变化，说明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全都是值得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区研究项目的开展，今日大学的课程已经更好地适应了现代世界的现实。”第二次大会“在更多的研究的基础上，基本上肯定了1947年大会就以下问题做出的结论，即：开发高素质人才，提供培训奖学金，提供田野工作条件，改善地区研究组织，开发更精确的理论和技术等方面。”与第一次大会相比，高扬的乐观情绪让位于对地区研究实践已展开的项目的冷静评估，以及对其中更具体、更困难的问题的仔细审视，同时关注的中心从“地区研究能为社会科学贡献什么”的问题转向“社会科学各学科能为地区研究做些什么”的问题，显示地区研究创建者在地区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已有广泛认可的情况下更多关注实际操作和细节政策问题。1950年大会亦由SSRC理事会秘书处的辛德尔（Richard H. Heindel）撰成总结报告，是为《辛德尔报告》。
SSRC与卡内基基金会以及一些美国大学的领导层酝酿继霍尔调查后举行一次新的对美国大学地区研究状况的调查。1949年2月2日，在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召集美国主要大学校长会议，提议就地区研究情况举行新的普查，目的是获取关于大学地区研究，尤其是已经建立的中心组织的状况的准确图景。该调查的成果由CWAR委员本尼特撰写成文，题为《美国大学里的地区研究》，于1951年6月由SSRC公布，是为《本尼特报告》。报告对所考察各主要高校地区研究项目予以清点介绍之外，指出未来地区研究有待加强的方面和需要克服的障碍；同时报告也显示了已经形成的地区研究共同体对1949年杜鲁门政府提出的“第四点计划”的重视和回应，讨论了大学地区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向政府方面的需要提供帮助，以及与政府加强协作的可能性和方式等问题。
第二次全国大会和本尼特报告发布后，地区研究全国性格局大定，CWAR工作明显趋向收缩，只在增进政府部门对地区研究的兴趣和支持方面有所擘划、作为。实际上，为适应地区研究向纵深发展、加速实际研究开展的需要， 接续1942年建立拉丁美洲研究委员会的先例，SSRC先后于1948和1949年与ACLS联合组建建立斯拉夫研究委员会、南亚研究委员会和中近东研究委员会，而这些致力于建立个别地区研究分支的组织与以总体规划为任务导向的CWAR平行存在至1953年。1953年2月，CWAR主持举行了一次关于公共卫生为主题的会议，意图是为公共卫生专家和地区研究专家共同研讨欠发达国家的当代问题提供机会，同时也敦促地区研究超越单纯学术研究的眼界而更多关注外部世界的现实问题。这是CWAR的最后一次活动，当年它与地区研究奖学金委员会同时平静地终止工作，此后SSRC在地区研究方面的兴趣和努力由上述各分支地区委员会乃至于1954年建立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所承担。
地区研究创生史的长期历史和知识社会学透视
地区研究创生史之基干部分，就此告一段落。这段历史当中，贯穿着作为制度工具和组织平台的民族地理学委员会（1943-1944年）、世界地区委员会（1943-1944年）、世界地区研究三方联合考察委员会（1945-1946年）、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1946-1953年）、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委员会（1948-1953年），以及拉美（1942-1947年）、斯拉夫（1948年设立）、南亚（1949年设立）、中近东（1949年设立）等几个个别地区委员会，其中1946年以后SSRC专属的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CWAR）尤其发挥了特殊的强有力的规划和组织功能。而在这些组织平台上举行的许多次各种规模和层级的会议，尤其是1947年和1950年的两次全国地区研究大会，承载着学术思想史方面的丰富内涵和学术制度创设的重要意义。这十年间依次出世的《汉密尔顿报告》（1943年）、《芬顿报告》（1944，1947年）、《韦宾克—杨报告》（1944年）、《霍尔报告》（1947年）、《瓦格里报告》（1948年）、《斯图尔特报告》（1950年）、《辛德尔报告》（1950年）、《本尼特报告》（1951年）等历史文本，则承载着地区研究领导集团的抱负、思虑和学术规划蓝图，也清晰刻录了这一历史的各个环节和阶段。我们认为以SSRC为主体的美国学术共同体领导层对地区研究的规划是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基干，则其中的委员会组织、会议和报告又是这一篇学术规划史中的主要元素；或者可以说，这些委员会、会议和报告蕴含和昭示着早期阶段地区研究运动的规划和组织的特性。这一历史当中，学者个体、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地区研究之下级单元（特定国别和地区分支）和“学派”等各个层面的基层学术史的意义是次要的，而呈现在高层中枢平台（即SSRC）的规划和组织才是首要的、关键的因素。而与这种规划特性同样明显的是，在地区研究的创生和早期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整体布局、全面推进、高速发展的性状。这一基本状况，要求我们以更充实的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外史”（external history）问题意识来认识和阐发地区研究。就此而言，桑顿称地区研究是一项“强大的社会和智识发明”（powerfu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invention），恰如其分。
地区研究创生的历史篇章展现或牵连了美国学术史和公共生活史的多重面向、多种问题，但我们可以认为，它直接和首先显示了的，是学术组织和学术规划在一个重要知识领域的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这一点也许要连带美国历史的更大图景才能得以领会。自19世纪晚期并行的进步主义运动和高等教育革命以来，互有交叠的社会调查运动、城市管理运动和社会改良运动建立起社会知识和公共生活的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和“技术治理”（technocracy）理念日趋丰沛、广泛传播，致力于运用知识改善社会的各种公民组织（civic organizations）和“旨趣团体”（interest groups）层出不穷，大公益基金会更将“科学公益”（scientific philanthropy）和对社会科学的支持纳入工作任务，学术规划因而也获得最初实验。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体系里的扩张以及职业化、制度化，崇尚客观性、确定性、精确性的实证主义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的文化底色，一方面规范化社会知识的生产能力大为提升，另一方面现代专业化知识体制本身就给智识生活赋予前所未有的组织性和规划性。凡此诸般，潮流汇聚，美国式的“规划”（planning）理念和规划文化因而得以生发成长；而于上述各项历史事态，SSRC或接续余流，或深涉其中，不仅成为美国在社会政治和公共管理领域里规划理念和实践的主要推手之一，而且也从不迟退于将计划施诸学术领域。而SSRC自创建20多年来已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占据特殊权威地位，且于学术规划积累丰富经验，至时机来临之际承担地区研究创建大任，根由固深。只是以地区研究事业规模之巨大、任务之迫切、牵涉之繁复，在SSRC工作历史上即便不是仅此一例，亦属罕见。在自然科学领域，大约同一时期“大科学”模式因曼哈顿计划而大行其道，当时后世备予关注。地区研究创生运动中则有某种意义上的“大社会科学”赫然浮现，其资金投入固然不如曼哈顿计划，但其对学术体制牵动之大、对智识生活影响之巨，或与前者可有一比。
美国式的计划理念和实践在公共事务领域（包括政府政治领域）的扩张中有三项要素殊为突出，即：第一是任务为本、功能单纯、目标清晰的小组形式的组织设施即“委员会”，常见以committee，commission、task force或board为名，其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涉及研究、论说、咨议、决策，人员构成往往以专业知识和经验上的资质和权威性以及与相关领域的代表性和联系效能（associational effects）为依据；第二，是针对特定议题和任务，充分动员、恰当配置专业知识，广泛采集、测量和分析事实数据，并往往指向规划纲领和政策方案的文体类型，即“报告”（report）。而报告，特别是大型报告经常跨越专业化知识的常规界限，兼涉或贯通思想和行动、目标和现状、历史与当下、原理和方案，是高度专业化、知识化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计划实践最通用的工具；第三是在委员会内部，或在委员会主持下频繁举行的各种层级、规模、形式的会议。它们承担商议（deliberation）、传播（教育）、发起创议、酝酿共识的功能，是一种体现集体合作、民主商议的常规工作方式。借用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所说“社会抗争运动的戏码”（repertory）一语，我们可以认为此三要素正构成历史地演化并获具文化意涵的“美国式规划实践的戏码”。20世纪美国历史枝脉环节纷繁多出，其间“委员会”和“报告”也叠见不穷，其中多有堪为历史进程的载体和历史环节的标记。在美国已形成的 “公民组织”和技术治理两方面的强大传统之下，才有此三项戏码在公共生活中显要作用。此或可举为美国特性之一端？不论如何，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在地区研究创生史的大剧中，承载着美国历史和文化某些特定要素的三项“规划的戏码”是如何交错上演并大著其效。有鉴于此，我们很难认同多年关注地区研究问题的兰博特称美国地区研究是一种“自由放任式的增长”（laissez-faire growth）的说法。至少对创生十年而言，所谓“自由放任”并不适用。
计划在地区研究创生史中的突出作用，使人联想到一个乍看之下似不相干领域里的“格尔申克隆命题”。经济史学家格尔申克隆在遍察欧洲各国工业化后发现，一国经济之 “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则该国在后来经济发展中就越可能呈现出强调高速度、大规模、整体推进的特性，就越可能借重非经济干预和基层经济单位以外的制度工具，也就会在更大程度上脱离原有经济生活的自然演进轨迹或者说“历史路径依赖”，更多地受制于 “赶超”的目标设置和中央计划。这里不避牵强引入此说，在于似可期待它协助理解地区研究创生史中的一个关键机理：在1940年代，一方面是美国海外研究的薄弱状况，另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科学领袖群体对这一知识领域的应然状态的期待（expectations），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学术规划主导地区研究创生过程的根本原因。在两个案例中，计划都意味着对现状的不满和批判、对“自然进程”的废弃和扭转。只不过格尔申克隆的领域与地区研究的领域之间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差别，即：格尔申克隆的落后国家经济赶超计划更多地受表现为国际发展差距的“相对落后”的驱动；而地区研究的规划则更多地立基于“绝对落后”之上，也就是说，是在本国社会科学学术、公共智识生活和国家使命的参照范围内诊断其国际知识的虚弱、欠缺和“落后”，而不是在与他国的比较中认知现状、想象差距和制订规划。美国地区研究创建者自《汉密尔顿报告》后一再迫切表达对美国海外研究薄弱的不满和危机感，其中也可见到他们对欧洲传统海外研究大国经验加以考察分析，但从未出现以欧洲某国（如德国、英国）为典范和“赶超”对象的想法和表述。证之以事后大体状况，美国地区研究与欧洲海外研究传统有两个截然的断裂，其一是在智识上与其欧洲式人文学术和东方学传统的断裂；其二是在制度方面，美国地区研究不像欧洲海外研究那样，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投入或者政府下属研究机构。这里要记住最基本的事实即，领导和规划地区研究的是SSRC，而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尽管它也是一个真正“全国性的”（national）组织。它的领导地位在于其在学术共同体权威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其政治和行政权力。
第二个方面的差异可能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海外研究的存在规模经常取决于政府机构资金支持和建立研究机构的政策举措，非政府学术部门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不会供养大规模的域外研究队伍，尤其是对本国所属的文化传统区域以外的地区而言。1940年以前美国的情况即大抵如此。这当中很可能有一个机理在起作用，即职业化、专业化学术追求“高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的律令会自发产生优待本国研究而排抑外国研究的效应，至少在有些学科情况如此。二战期间军方项目的大规模开展打断已经职业化了的美国学术生活的“自然”进程，地区研究因而获得学术的“自然进程”下或许不可能出现的发展机遇。
的确，战后地区研究在很多方面发端于战时军方“外国地区和语言”名目下的培训项目，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实质性的依承关系。单就多所大学因战时项目而首次系纳入地区研究，强化相关人员和设施，并在理念、管理和组织方面做出相应设置和变更而言，就可以说这是二战留给战后地区研究的一笔切实遗产。战时项目开启大规模的跨学科学科协作，是很多美国大学的全新经验，为战后各高校内部为地区研究的教学和研究以及相应的组织重建提供了最初凭据。《芬顿报告》据在1944年所做调查称：一些学校管理层非常欢迎ASTP，因为这是一个打破系科隔阂，在特定地区的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学术规划和组织的机会。同时主持军方项目的大学学者则更是认识到，这一就美国以外的世界展开的项目“在学院和大学的历史上没有前例”，靠现有社会科学课程体系无法满足其需求；而且现有学科格局和地区研究的目标存在多方面的冲突和不适应。为此参与军方项目的高校经常成立跨系委员会进行必要的组织协调。《芬顿报告》还指出：“如果我们把整合性地区研究界定为为了探究一个特定地区的整体文化和文明而结合社会科学的方法和人文学术的研究对象，那么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一种研究途径或者学术实体，而这是到目前为止的学院或者大学已有的任何学科和研究领域所不能提供的。”而且，SSRC、ACLS和大基金会开始推动和规划地区研究并在相互间展开协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地区研究的领导集团，也端因军方战间项目而起。
但是战时军方项目和战后地区研究的这种继承关系——以及相应的政府和军方的在战后地区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该过度放大。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把战后地区研究看成战争期间的军方项目的模式的复制和扩大，进而断定冷战时期地区研究也主要受冷战斗争需要和政策动机的支配，是多少会有偏颇和误导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从战争当中到战后的大约10年时间里，地区研究理念的构建、规划的推行以及相关的研议和传播在持续进行当中，而战时项目不过是这一进程的发端。而战争尚未结束，这个研议和规划进程就在美国学术共同体的某些关键部分（最重要的是在SSRC的组织平台）当中启动了——在这里不可忽略一个基本事实，地区研究的规划活动毕竟不是在政府官僚和军人操持之下。为地区研究进行的整体规划与战时项目有根本不同：它不再是仅着眼于急迫的军方和政府的需要，而更多地基于美国社会科学、美国文化的长期发展的长远思考，尽管为政府政策目标服务从来也不是地区研究所要刻意排拒的。《汉密尔顿报告》中的这段文字正可对此佐证：
“我们关于海外土地的全面知识的需求不会随着停战和重建而消失。无论国际格局呈现出什么样的性状，美国都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沉重的责任。便利、快捷、廉价的通讯和交通势将促进各国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贸易、海运、航空、新闻、石油的生产和分配、银行业、工业、政府机构、工业和通讯都会要求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把他们的职业和技术训练与关于外国的语言、经济、政治、历史、地理、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的知识结合起来。为了担当我们作为联合国家成员的战后角色，我们的公民必须了解外国土地上的人民、文化和制度。展望未来，关于世界地区的研究、研究生培养、本科生教学、基础教育都将不可或缺。”
在一篇产生广泛影响的指认地区研究的“冷战”起源的文章中，沃勒斯坦在引述上一段文字后，径直断称这是《汉密尔顿报告》的出发点即“地缘政治考虑”（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但这段文字的内涵岂能以“地缘政治考虑”一言而蔽之？这段文字更恰当的旨要和标签，难道不是“国际主义”？难道不是20世纪中期那种包涵着对国际关系的丰富性的认知、整体的文化和文明观念，以及“跨文化理解”的文化意愿的美国式“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吗？更有甚者，沃勒斯坦在引述中掐去关于战时项目的两段文字，而这两段的意见恰恰指向战时项目的局限性：“……紧急状态期间为地区研究培训所制订的计划会广泛地偏离由国家的长期需要所决定的模式……为紧急状态制订的计划不考虑永久性需要，将扭曲和削弱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给未来几代人提供的服务。”
就SSRC来说，它一方面通过参加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介入、襄助军方项目，但另一方面也始终对军方项目保持一种观察距离和有保留的态度，把它看成一个有价值的试验而不是一个用以在战后推广的模板。实际上，自《汉密尔顿报告》之后对地区研究的研议和思考中，一个不时浮现出的主题正是对战时项目的局限性的考虑。这里，强调更多的是战间时地区研究模式影响过大所可能造成的弊害，而不是其成功经验和范例意义。换句话说，与其说SSRC是在考虑如何利用战时项目的遗产，不如说它是在思谋如何避免陷入对这个已经形成的地区研究的历史基础的路径依赖。而这一想法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回响。在《汉密尔顿报告》初稿草成后，SSRC世界地区委员会乃至于理事会会议对初稿的专门讨论中反复被提出的是，战时项目肤浅粗糙，具有忽视长远学术目标和偏离高深学术的弊端，地区研究的规划组织必须从以仅满足战争需要为基础转向为和平时期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1944年3月《韦宾克—杨报告》断言，战时军方项目过于偏重语言学的路径存在根本缺陷，其“培训在社会科学方面过于肤浅（superficial），对社会科学的内容和资料事前计划太少”；而军方培训项目以及在OSS和国务院开展的地区研究相关活动都不足以为“大学地区研究教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1944年4月《雷德菲尔德报告》也认为，战时项目是一把适用于战争条件的“熠熠闪亮的利剑”，但其模式却不敷战后和平时期需要，特别是就旨在“造就明智的公民或者培养能够采取明智行动的头脑”的大学通识教育而言。1944年7月，与SSRC在地区研究方面展开密切合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份备忘录中称，已在广泛的交流中趋近的共识是：“地区研究不应该被作为一种针对军方弃置的剩余资源的活动方式。它们（军方项目）是为有限的目的而造就的。为此设计的方式不大可能是实现新的非军事目标的最恰当方式。一旦新的目标被充分确认，就应该考虑达成新目标的恰当途径。”
进而言之， SSRC之主导战后地区研究规划，脱离军方项目既是主观意图也是客观结果。而SSRC在地区研究方面组织设施的经历也大体符合这一情况。1943年SSRC之所以在已有民族地理学委员会的情况下另起炉灶，单独组建世界地区委员会，即说明SSRC领导层当时已越过战争期间的短期应急性需求，开始着眼于社会科学在战后的发展前景而对在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发动长期规划，而他们看到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不能满足地区研究长期规划的需要。1945年民族地理学委员会在解散前夕提交最终建议，主张其后续组织继续沿用“民族地理学”名称，但当年12月SSRC问题与政策委员会会议断定，如此冠名的委员会无论是对提供研究建议，还是对“推进外国事务和文化的研究所必须的领导作用的发挥”而言都“太过狭隘”，而“一个关于世界地区的联合委员会应该能够包含所有这些活动”。至1946年SSRC设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CWAR），霍尔在对该委员会的工作任务予以说明和规定时完全着眼于学术性考虑，首先强调地区研究任务是在专业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层次上确立“完全的世界覆盖”（complete world coverage）的目标，SSRC方面须对对地区研究予以“长期的规划和推动”，而丝毫没有提及因应政府需要、提供决策支持等方面的话题。麦考伊在考察地区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将CWAR轻易说成是“战时民族地理学委员会的自然产物（outgrowth）”，这显然是仅以时间上后先相继着眼的想当然之论，未能深查其中款曲，对CWAR的“身世”和创建使命多少算是一种误读。可以说，CWAR最好被看成是1943年世界地区委员会的再生和拓展，进而也恰恰是对民族地理学委员会的某种割弃。
1947年，在《霍尔报告》这个地区研究的“宪章”中，在系统地分析了地区研究的战时遗产后作者断然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地区研究之母”；第二，“战争（对地区研究）的影响中有许多对合理的（sound）地区研究是有害的而不是有利的。”八年后，另一位学者也刻意重申了“二战并非地区研究之母”的论断。此皆时近察深之论，其切当在于洞悉了战争促动的海外研究活动与后来作为一场本质上的学术运动的地区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而这这一差异，正是后来因立旨于冷战批判而夸大地区研究在二战期间的非学术起源的各类论说所有意无意忽略或则遮蔽了的。
有学者把地区研究看成是美国“帝国扩张”目标之下的一项知识建构，尤其认为战时军方项目是“经冷战时期巩固下来的地区研究的学术版本的一个模型”。这背后是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学术界在对冷战的批判中形成的‘冷战知识史”或者“冷战科学史/冷战社会科学史”论说，而这种论说已经成为关于现代美国权力和知识关系的“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加尔布雷斯语）。这些研究惯于以“恩主—附庸”（patron-client）关系模式看待冷战中美国“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和学术的关系，指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为冷战政治和国家政策需要所塑造、驱动和制约，具有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仆从、“冷战知识事业”的性质和作用。在这一本质上批判性的学术传统中，地区研究是一个突出的靶标。但是，以对地区研究创生史的更细密考察，我们会看到其中存在着不恰当的“冷战规约论”（cold war reductionism）或者说“过度的冷战决定论”（Cold War over-determinism）。在本文已经呈现的地区研究创生史，以及在这一创生史所承载的思想史（对此本文来不及着力呈现）都将显示，这种“冷战地区研究”忽视和贬低了驱动地区研究的深刻文化关切以及丰富的学术和智识内涵。在地区研究初创的历史篇章中，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占据了独特、关键的战略性领导地位，而它的地位和作为首先反映的不是政治宰制学术的逻辑。
地区研究的创生，是发生在一个20世纪中期美国的“知识社会学情境”中的事。作为连续发生的国内、国际危机事态，大萧条、二战和冷战推动美国“管理型国家”、“国家安全国家”快速形成和扩张，联邦政府逐渐改变不供养、不干预学术领域的美国固有传统，大幅度提升对知识和学术的利用和动员；与此同时，美国现代自由主义共识之下学术领域也对美国的国家目标和国际使命予以总体支持。由此权力和知识的关系趋向紧密，政府政治领域与大学和学术生活领域各自的相对独立被打破，两个领域之间出现了大片灰色地带，政府（包括军方）与大学和学术领域构成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联系；而在这种关系中，在美国学术生活占有独特领导地位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如SSRC）和大公益基金会经常扮演政府方面所乐见的联系中介角色，并承担就对学术的供养和规划而言的（对政府缺位的）“替代”作用。
但是，美国式“知识社会学情境”不止上述“学术政治化”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在地区研究运动领导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中能够看到，默顿意义上的“科学（学术）共同体”并没有因为这种政治化而消亡。时至1947年冷战启动大局已定，但我们在SSRC此后的研议和报告中并没有看到多少冷战的气息，更没有看到地区研究的目标从此受制于“了解你的敌人”（know your enemy）的动机，地区研究活动从此步调一致地反映冷战斗争的节律。地区研究中有与“冷战史”交叠的部分，但地区研究整体不能被置入冷战史之下。本文已经能够部分地说明，在地区研究创生史中，最为明显和重要的不是冷战斗争的律令，而是在20世纪中期美国学术生活中那种宽松、开明的实证主义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tic）知识议程和学术文化偏好下的学术和文化愿景：追求“所有知识的根本整体性”（fundamental totality of all knowledge），为此对西方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的社会科学加以“去偏狭化”（de-parochialization）和“去想当然化”（denaturalization）改造，建立“全世界覆盖”的完备社会知识体系。地区研究也被它的构建者明确地看成是克服社会科学“过度专业化”（hyper-specialization）和学科间“画地为牢”（compartmentalization）状态的一种途径，因而它也汇入19世纪晚期以来专业化、职业化初期阶段以后美国社会学科新的跨学科运动的长期潮流。 地区研究规划者念兹在兹的，是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内社会科学常规系科之外确立地区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和长期、稳固的存在，并使之成为大学通识教育乃至于更广泛的公共智识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看到，通过对美国通识教育的“国际化”改造，地区研究运动对美国文化中固有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 “狭隘孤陋”（provincialism，parochialism）予以明确、系统的反对和削弱，其学术文化和精英心智中自美国立国早期以来所具有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国际主义”成分得以巩固、丰富和拓展，并开始有意识地注入 “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和精神要素。
（学部办公室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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