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28 《视野》通讯周报 第11期：新自由主义常识与全球性大学：高等教育中的知商品化

来源: 经济与管理学部

编者按  这篇文章分析了高等教育的一种竞争形态及其利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全球化中最突出的模式，以市场相对于政府的主导地位和放松管制的治理模式为前提，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深深地影响了高校。由此带来的改革通常以促进国际竞争力为合理借口，也被称为“竞争型改革”。市场力量日益渗透到高等教育领域，围绕学术资本主义“游戏”展开的大学治理模式的重构，均显示了新自由主义对高校影响的四个主要方面，即效率与问责制、认证与普及化、国际竞争力、私有化。通过引入以管理主义治理院校的新型模式，高校深化并扩大了自身的危机。虽然高校采纳并实施了这些改革措施，但是在不同领域，在自上而下地通过政策和重心调整强制改革时，全球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阻力。高校如何守正创新？或许这篇文章可以提供一些启发。

 

 

新自由主义常识与全球性大学：高等教育中的知识商品化

 

全球性大学与新自由主义

任何一个睿智的观察者都会发现，高等教育领域有各种有趣的角色在相互影响。除了通常被当做学术圈真正成员的学者和研究员，公立高校中也驻扎着众多技术专家、有志从政者、机构官僚、全职管理者(他们现在或曾经是学者，如今都担任着院校管理者)以及很多兼职或专职科研人员。除了这些教职人员，我们不能忽略高校中非常重要的其他成员，那就是本科生、研究生、编制外的兼职或全职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由于院校中成员的多样性，加上高校与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社会运动、政治系统的广泛交叉，与传统大学相比，当今高等教育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目标、议程和实践。

谈论高等教育的传统角色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高等教育的传统可以回溯达千年之久。然而不容置疑的是，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在社会中扮演了多重的传统角色，具备多样的功能。同样不容置疑的是，所有大学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尤其是在过去30年间，全球化进程深刻地影响了高校，全球、国家和社会的转型不断重塑着大学的传统角色和功能。当下，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有很多争论，这些影响包括知识生产商品化、消费主义和全球性私有化趋势。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争论。

本文试图论证21世纪初一种新型大学，即全球性大学(global university)的发展。笔者认为讨论全球性大学比刻板地讨论世界一流大学更有意义。后一概念虽然被广泛接受，但是很难具体操作，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的判定只是依据各种排行榜。

为什么是全球性大学?

全球化使世界趋于同质化却又同时走向分化，这一进程也影响着教育领域。最近的例子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他的首个全球教育倡议。在写作本文时，笔者注意到比较教育界的学者对联合国秘书长2012年的《教育第一全球倡议》(the Global Education First Initiative)表现出惊讶，但他们也都非常欢迎这个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称：《“教育第一”全球倡议》是一个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主持的五年项目，于2012年9月26日正式启动。该项目是全球最高级别的宣传平台之一，旨在加大力度推动实现有全球共识的2015年教育目标，并带领全世界回到履行教育承诺的轨道上。”用联合国秘书长自己的话说：“当我们把教育放在首位时，我们就能减少贫困和饥饿，免除潜在的资源浪费，并期待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更强大、更美好社会的到来”

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由秘书长启动的雄心勃勃的教育倡议。由于它关注教育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倡议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倡议包含了三大主题：让每个孩子有学上、提高学习质量、促进全球公民建设前两个主题对于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和实践工作而言非常典型，第三个主题则与本文的研究目的密切相关。

全球性大学的特征是什么?这种大学的目的和行动可以被定义为全球性的。21世纪的大学意识到，它们必须以全球世界观来教育学生，使学生了解历史、价值观、自然资源、社会结构、人口趋势和动力的多样性。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这些多样性与市场力量、技术、气候变化、消费者趣味变化以及足以导致世界末日的全球流行病风险息息相关并互相影响。目前有很多关于跨国高等教育以及国家或地区级国际教育中心的讨论。这些教育中心位于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新加坡、阿联酋和卡塔尔，它们可以应对不同学生的需求、人才竞争，为取得国际竞争力而进行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这些教育中心，特别是地处亚洲的教育中心，都面临着来自两个完备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竞争，那就是欧盟和美国。欧盟正在推进博洛尼亚进程；而美国被公认为具有最好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很多世界教育排行榜——如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Times Higher Education)和世界教育排行(World Education Rankings)——上，美国高校的排名为此提供了佐证，在2011年全球人才指数排行榜上(Global Talent Index2011)，美国也处在最前列。

在分析全球性大学的角色和功能时，需要纳入一些关键维度，包括关于全球终身学习、全球研究和推广、全球声望建立、全球公民参与和全球服务的问题。

全球学习(global learning)关注多样性，这也是我们时代的核心特征之一，因此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是每一所全球性大学最重要的责任。这种全球意识表现为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对由世界多样化带来的挑战和困境的真实理解。这一使命不同于个人为迎合市场而准备的狭隘教育，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具理性。

这一使命以终身学习的理念为前提，因为院校需要培养的世界观显然不能在四五年的学术训练内形成，而是需要通过终身学习模式不断修正。这里，笔者用了德文词“Wehanschauung”(世界观)，这个词涉及包含行动原则、观点和观念的认识以及超越认知层面的艺术赏鉴。

考虑到对全球学习的需求，全球性大学进行全球研究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全球性大学应当通过本质上的全球合作和资助，增进研究进程的全球影响。任何一所真正的全球性大学，如果想要向学生灌输全球意识并在世界各地进行全球研究，它应当获得全球性声望。有很多衡量大学全球声望的传统方法，比如《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发布的“2013—2014年度世界大学排行榜”就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排行榜之一，它是根据国际化程度、聘任国际教师的数量、教学水平、与产业界的联系、国际发表和引用等指标来衡量大学的全球声望的。

显然，笔者的分析受到自身作为美国一所大规模公立大学教授职务的影响，但是笔者相信，以下论述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公立大学。

本文在第三部分将重点关注大学的传统角色和功能。很多因素都深深影响了大学的传统角色和功能，包括：影响作为机构的大学的历史和特定社会运动的遗产；高校虽然是自治机构，其地位仍然与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相关；治理模式和民族国家扮演的角色；等等。笔者在别处也曾提出，20世纪的教育系统和实践是由国家维持、准备、组织并进行认证的。实际上，“举办公立教育是政府的职能”这种观点不仅是从法律或财政支持的角度提出的。对于认证的具体要求、对于教师的要求和基本资格审查、教科书的定义、基础课程中的必修课等等，都由官方机构控制并需遵循政府的相关规定。

传统大学的角色和功能

大学的特定使命是在文化、经济和社会领域生产新的知识，与之同样重要的功能是保存各种文明、社会、社区和个人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知识。在很多层面上，高等教育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成人教育、终身培训有所不同，其区别不仅体现在它们服务于不同的年龄群体，而且体现在高等教育生产原创性知识和保存人类文明的知识的能力。

大学还有很多其他重要贡献，比如为国家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训练劳动力，或是在传统的拿破仑式大学模式中为国家培养公务员。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研究大部分在大学中完成，并成为维持“知识经济”的动力之一。

交往(communication)是大学的另一个关键要素。高校在信息技术方面也有重要责任，特别是当我们生活在“虚拟社会”中，远程教育模式也在创造着新的终身学习模式。

创新是指通过交叉学科、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努力创造新知识的可能性，是大学的核心要素。大学是知识仓库，保存并利用历史上生产的知识；它实质上扮演着与博物馆、图书馆和保管人相似的角色，传承、传播知识和文化遗产。

大学在延伸教育或继续教育中的角色也是不容忽视的。继续教育学院的建立为无法以正规学生身份进入大学的人群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美国赠地学院和大学的创建中，这些继续教育学院的作用尤其显著。大学在历史上肩负着向公众传播知识的责任。大学作为尤尔根·哈贝马斯(Jargen Habermas)定义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一部分，应当为“开放科学”和开放交流话语做出贡献。正如肯·坎普(Ken Kemper)所说：

“公共领域的概念起源于尤尔根·哈贝马斯对18世纪的伦敦进行的讨论。公共领域是环环相扣的一系列机构、网络和活动体系。它们超越民族国家和市场交易的界限，既在独立的公民社会中得以维系，也在很多领域相互交错。公共领域存在于餐厅、咖啡厅、沙龙、俱乐部、剧院、作家节、会议室、大学和所有人相遇交谈的场所中，也存在于当前过多的关注舆情变化或公民行为的民间组织中。公共领域有时批判政府，有时也为政府项目提供重要的思路和支持。最为重要的是，公共领域为批判学者和针对时事的创新讨论提供了平台，它也是在家庭、社区、市场和民族国家之外形成社会凝聚力的媒介之一。”

 

这里要强调的是，批判理论家常常不满足于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的传统角色和功能。我们从一开始就假设，在科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规范性与分析法无法完全分开，因此重要的是用“善好社会”(good society)的观念，去指导关于“大学的真正角色”的知识、理论、元理论和实证探索。同样，我们无法完全否定教育具有显著的政治功能，或者如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所定义的“教育的政治性”。

关于新自由主义与教育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深刻地影响了大学。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最强有力的全球化模式，以市场相对于政府的主导地位为前提，尤其是通过放松管制的治理模式得以实现。目前，全球化问题仍然置于台面上，我们的赌注也很高。在过去三任美国总统的执政期间，公共政策都在强化自由贸易和拓展新市场的论调。这种进程没有带来对全球化现象的普遍理解——毕竟如博布勒斯(Burbules)、托里斯(c．A．Torres)和其合作者所指出的，全球化的性质和历史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矛盾的定义。尽管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各国，很少有研究项目批判性地观察教育系统是怎样被引导的，换言之，教育系统如何被全球化推动下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所冲击。

从更广泛意义上评估与全球化相关的国际模式可以发现，我们似乎在呼吁公立教育去培养新型劳动力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需求，由此带来了在私有化和学校分权等方面的政策困境。这些运动包括提高教育标准以及更加重视考试和学校问责。根据经济变化所做的决定大多拥护学校改革的新愿景。这些改革与国际竞争相关，被称为“竞争型改革”。

二十年前有一场辩论，是关于美国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的。精通比较教育的学者抱怨他们的同行缺乏关于本国教育进程、制度、教学方法和历史的知识。相比之下，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学与政府治理角色成为比较教育学者新的分析对象。在许多比较教育学者的眼中，大多数主要研究美国教育的学者过于狭隘地关注自己的学科，他们的研究主题通常与具体的地方、州或者全国教育问题相关。尽管作为一种追求严谨的研究课题，这种专业化与专注值得称道，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也展现出对于国际发展和国际教育的漠视。

笔者确信，比较教育学者的这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先于过去30年席卷全球的变化，而这些关注现在只有一部分仍然有效。如今许多教师、学生、政策制定者、立法者、社会活动家和家长——即美国所有关注教育民主的人群——都意识到如果抛开全球市场的重要意义，不考虑外包生产和外包服务逐渐增长的趋势，谈论教育和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难。很少有人会质疑我们关于考试、问责或是课程的讨论，这些在美国地方、州、联邦司法界常年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局限于某个州、某个省或某个国家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今都有了国际视角，它们被提上了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或全球组织的国际研究日程，并且渗透到全球很多国家的教育讨论中。除此之外，比较教育学自身也成为一种强大的工具，创建了世界性的“学校规范”(schooling grammar)和具有可比性的国际指标：

比较教育起到了撬杆的作用，可以摧毁在科学研究和政治领域的阻力。它变成了教育组织的政治冲突中的武器，主要为教育进程的实施提供新的信息战略，并提供可以削弱其对手的信息。

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也开始关心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问题。几年前富布赖特新世纪学者项目(Fulbright New Century Scholars Program)就特别关注全球化进程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变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会深刻地影响每个国家培养劳动力的方式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会提升国家和教育系统的能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权需求吗?基于对每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社会价值、信念和常识性知识的理解和实践，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会影响儿童和青年社会化的方式吗?如果涂尔干(Emile Durkheim)、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伟大的教育社会学家仍然在世，这个问题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大学带来了许多改变，批判理论家注意到了这些变化的内涵，尤其是其对于私有化模式的影响。雷蒙德·莫罗(Raymond Morrow)一针见血地指出：

高校作为文化机构去神圣化的最主要推动力是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持续不断的渗透，以及大学治理围绕着学术资本主义“游戏”而进行的重组——在此背景下，市场成为破坏学术自治的特洛伊木马，表面上具有无涉于意识形态也非强制性的手段，实际行动却植根于教育和研究的“消费者”利益。

在很多层面上，高等教育的机构动力已经被变革所影响。

过去一个世纪中最为重要的、也是与全球化进程紧密联系的变革可能就是大学的转型过程。无论从录取层面还是从多样化角度来讲，大学都从精英机构转变成了民主机构。而在最近，尤其是在核心资本主义社会，大学从民主机构变成跨国的知识生产、变革、分配和消费机构。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包括对私有化和公立教育分权的推动、提升教育标准的运动、对考试的强调以及对问责的关注。就高等教育改革领域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促进了大学在四个主要方面的改革，即效率与问责制、认证与普及化、国际竞争力、私有化。

与国际竞争力相关的改革可以描述为“竞争型改革”，其显著特点包括：通过广泛的标准化测试(通过新标准与问责运动)，努力创造可量化的绩效标准；引入新型教学方法，以期用更低的成本达到更好的效果(如教材的普及)；改善教师选拔与培训。高等教育的竞争型改革往往采取职业导向，体现了“高校的存在主要服务于社会经济繁荣”的观点。在认证与普及化方面，世界各地都在做出努力，通过认证与各种战略计划改革学术项目，创造更多跨国界的同质化教育。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财政驱动的竞争型教育改革，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实施过程和适应方法。这些差别依赖于不同教育系统的历史、当权政府的类型、教师工会和专业组织的作用等等。然而，尽管实施和采用了这些改革措施，全球化仍然面临着逐渐增长的阻力在很多领域都有阻力、争议、反对，以及对于通过全球化政策和调整重心而强加的自上而下改革的对抗。反对的声音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课程与教学、师资培训和学校治理。这种持续增长的阻力也体现在关于学制改革的公开辩论中。然而，这些讨论的核心要点在于，为了公民建设，每个民族国家都有特定的文化价值观需要而被保存下来，抵抗大众传媒和竞争型教育改革可能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侵袭。因此，教育全球公民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迄今尚未被认真探索，也缺乏任何历史与经验依据。

由于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的驱动力，“学术资本主义”是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尝试的一个自然结果。

通过分析美国的情况，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加里·罗兹(Gary Rhoades)指出，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资本主义”持续增长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趋势超越了斯劳特和莱瑞·莱斯利(Larry Leslie)在她们所著的《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一书关注的技术转让活动，并延伸到高校的基本教育职能中。

斯劳特和罗兹指出，高校通过与私有部门的广泛合作取得收入，这既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机遇，而新兴的“学术资本主义”模式就植根于这种不断增长的压力与机遇中。他们的观点与福柯的著作”一脉相承，探讨知识考古学、权力的理论化以及“真理体制”，其中，学术资本依赖于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学习和消费体制。因此，学术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体制，他们通过分析联邦专利和版权政策以及联邦支持学术研究的政策和项目验证了这一点。

通过引入管理主义作为高校治理的新型模式，以及通过知识和学科的商品化而引入高校的商业功能，高校深化并扩大了自身的危机。

葡萄牙社会学家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观察到大学正面临着三种迫切的危机：霸权危机、合法性危机、体制危机。

由于大学越来越多地被号召生产商业性知识，而牺牲其他形式的知识生产，其结果是这种日益增长的知识剥夺(intellectual deprivation)造成了霸权危机。合法性危机是大学系统日渐分割和大学文凭逐步贬值的结果。体制危机则是由于政府支持的削减，以及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在传统意义上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使命的弱化。仅仅关注体制危机只能加剧霸权主义和合法性的问题。桑托斯观点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学知识的性质已经从科学知识转化成他所命名的“复合知识”(pluriversity knowledge)。复合知识是以应用为导向并由校外力量驱动的。

鉴于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和高校面临的体制危机，任何对于高等教育与全球劳动力市场关系的考虑，都应当首先关注大学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庞大的劳动力市场的含义。

在大学持续缩减的工资和日益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即使是在核心资本主义社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极有可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工会和新型的大学教授社会、政治与经济代表形式——或许这会以教授工会的形式出现。这些工会在加拿大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它们在大学治理的斗争中扮演了非常有意义的角色。

美国大学中存在一种新现象，那就是研究生工会作为一种后工业时代的社会运动在不断演进。罗伯特·罗德斯(Robert Rhoads)和罗兹对美国研究生雇员越来越多地争取集体谈判的运动进行了研究。正如他们指出，研究生雇员工会遭遇了来自大学管理者的坚决反对。管理者坚持认为，研究生或多或少是学徒，他们在大学中的工作也是其学术经历的一部分。“作为企业中的低薪劳工，研究生工会组织者将集体谈判看作商业模式运作中的一种合理延伸。”

考虑到大学的财政危机以及不断加强的管理主义，大学教授工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管理主义影响着在众多研究型大学中普遍存在的二元治理模式。这种二元治理模式建立在一种系统的、开放的、在很大程度上真诚对话的传统上，而这种对话在学术委员会与管理者之间进行，主要关于教学、科研、管理和评估政策。

高等教育的相对自主性、终身教职作为高等教育教学和科研政策基石的重要性、大学自我管理传统，这些都可能放慢工会运动的步伐，甚至阻止工会运动然而，由于新自由主义中“新公共管理”在公共部门的兴起、大学内管理阶层的巩固以及80年代初以来商业运作模式和市场准则的推广扩散，大学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教授的自主权遭到了破坏。除此之外，大学还面临着试图量化产出和通过销售、服务、发明、专利等方式创造商品的压力，这些都影响到大学以及大学自我治理和运作的方式。因此，许多人认为如果大学自身正在成为资本主义企业，那么它们应当接受劳资谈判。在这种背景下，工会作为保护教授、行政人员以及研究生、研究生雇员的角色变得至关重要。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对高等教育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作为经济重点转移和结构调整政策的结果，国家在重建支持高等教育的经济系统。间接影响的例子包括：反恐战争已经限制了学术自由、学者和学生的跨国流动，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大学的学术文化从一种集体主义取向转向个人主义观念。尽管要验证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可能会遇到问题，但很清楚的是，全球化的不同表现可能会带来各种不同的结果。

这些过程伴随着将市场逻辑注入高等教育的尝试，“破坏了大学作为知识和探究的独立来源的使命”。大学是国家程序和全球秩序争论的场所，而上述情况限制着这个场所的效用。

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治理模式带来了新的常识，在世界体系中创造了霸权主义政策话语，很难解开这种治理模式与政府财政危机的因果关系。然而，我们也应看到：

企业主义在中学后教育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院校被各种以扩大收入(或是仅仅为了弥补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拨款减少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为目标的努力引领，采取了各种营利手段，包括在科研方面与企业密切合作，建立分校，在全球建立拓展教育项目等。这些手段伴随着近期建立的、在大学层面类似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的问责体制的努力，增强了大学的同质性和标准化，削弱了教授的权力和反霸权主义观点。总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试图摧毁教育的广泛目标，推动教育变成分类筛选的源头和公司的岗位培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试图破坏教育中的意识形态力量和政治力量，尤其是剥夺教师和教师工会的权力。在许多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收取较高的学费和减少政府对院校和个人的支持，限制了一些阶级和种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知识商品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已经彻底失败。这首先被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所证实，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蹶不振。奇怪的是，被那些著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专家所诋毁的资本主义政府，此时又被请来当做救兵，希冀这些管制政府能拯救一个解除了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避免其走向灭亡。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文化政治仍然存在并相当强势，因为它已经能够制造出新的常识。这些常识深入渗透到很多领域，尤其是中产阶级从业者的社会意识中。很多智库和专业协会，诸如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仍旧坚持和推广这种新的教育常识，尽管存在着反对的声音和对其成功承诺的质疑。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些财政驱动的竞争型教育改革，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实施过程和适应方法。如前所述，这些差别依赖于不同教育系统的历史、当权政府的类型、教师工会和专业组织的作用等等。尽管采纳和实施了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尽管新自由主义常识盛行于世，全球化仍面临着持续增长的阻力。一个核心争论点在于，在每个民族国家，为了公民建设，都有特定的文化价值观需要被保存下来，抵抗大众传媒和竞争导向的教育改革可能带来的全球化文化侵袭。

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教育究竟是一种特权还是一种权利。在拉丁美洲国家，这是争论的焦点。在这些国家，结构调整政策使高等教育变成了特权，而这些国家长久以来的社会契约却意味着教育应当是一种权利。

虽然新自由主义常识及其文化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抱负十分强大，但是也存在着对立观点的冲突。一种观点认为，公立大学应着眼于服务客户，强调公共管理主义。另一种观点则捍卫公立大学教育公民而非服务消费者的职能——尽管我们还可以在世界体系中探讨世界公民的概念。这种观点重申了大学服务于共同利益(common good)的传统角色，并假设需要用公共资金资助高校，以替代新自由主义常识。夹杂在以往的辩论中，有一种政策观点专注于私有化和推进竞争型社会结构，另一种政策观点则侧重于社会干预和发展集体主义精神。

我们在21世纪初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是如何发展全球性大学。全球性大学将提供多元文化的社会公正教育，抵制和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方向、战略和策略，在高等教育领域构建起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常识的新的常识。

 

（学部办公室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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